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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汉华：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也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肯定是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中国历史上是这样的，世界城市发展进程也是这样的。现在，很多城市人口增长过快，这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然，但是我们是需要加以控制，而控制的方式，需要加以明确，不应该是一种自上而下计划经济的控制方式，而应该是通过一种市场，通过一种个人的选择来加以控制。 周孝正：我觉得这种方法不是特别妥当！因为，在国内，中国公民都应该有权自由移动，如果现在依据人的这样一种地区身份来加以限制、区别对待的话，就会造成不平等；
第二，一个城市的发展，如果没有外来人口所做的工作，城市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速度和规模；第三，对于一些城市来说，必须正视一个现实的问题，城镇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若不能补充更多健壮的劳动人口，本地社会、文化将丧失活力，本地经济也将失去增长动力。当然，有些人看到各种资源紧张的状况，难免有“资源焦虑症”。不过，人们在焦虑中也应该看到，外来人口也是一种资源，它为这个城市带来了更多的创造性，这种珍贵资源的本身，也是有助于解决城市的自然资源和社会人文资源供应不足。 《小康》：当然，现在也面临着实际情况， “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在短时期内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王太元：的确，目前“城市病”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社会稳定问题。但是在我看来，由外来人口所引起的社会稳定问题的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成因。 正如我前面讲到的，当农村土地过度征用后，一部分农民实际上成为了三无农民——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房屋。而当他们进城务工时又由于受教育程度等原因，在就业上没有多少竞争力，不得已干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苦、脏、累、险的工作。即使这样有的岗位还要与城市下岗工人竞争。 城市下岗工人的问题固然重要，但不能以限制外来人口或者是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来解决下岗工人的问题，因为相比较而言城市下岗工人是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应该通过教育和培训使他们向更高的产业转移，但是现在颠倒了。正是由于这种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所造成的一些生活无着而又不想放弃城市生活的人，有可能在一些因素的诱导下铤而走险。所以，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是要抓住本质，才能对症下药。 周汉华：即便是盲目流动的人口，只要管理得当，只要采取的措施符合人口迁移的基本原理，那么它逐步会趋向理性。比如说当年“闯关东”、“走西口”都是盲目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也有一定的盲目性，但政府加以引导，一开始是大幅度的鼓励，后来逐步缩小优惠政策，最后加以控制，所以这实际上是政府管理和服务的事情。 周孝正：社会的稳定应该是在流动中的稳定，而不能是限制流动的稳定。我们国家古代不就有“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说法吗？所以我觉得测试一个政府的领导能力也好，一个城市的治理能力也好，应该看他在流动中驾驭局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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