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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些公共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公共物品”作为经济学概念，其核心特点是所谓“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指的是一个消费者消费该种物品不会减少其他消费者的消费；非排他性指的是要把一个消费者排除在该种物品的消费之外或者不可能，或者成本太高。政府及其疾病控制中心提供的防治“非典”的服务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从中受益的人数多一个，其边际成本几乎等于零，而要把某一个人排除在受益者范围之外，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广播和电视发布的、服务于农民的气象预报是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些服务只是部分地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例如消防队的服务具有非竞争性的特点，但把某些人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多一辆车就会增加一分拥堵），但要设卡收费把一些人排除在消费之外几乎不可能。公共物品是市场失灵的经典例子之一。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一些公共服务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其最重要的意义是，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不可能通过向消费者收费而收回，必须或者由国家付费，或者依靠民间捐赠。如果指望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向用户收回成本，最后的结果是公共服务提供不足。 再次，一些公共服务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公共物品是正外部效应的一个极端例子。除公共物品之外，还有一些公共服务虽然属于私人物品，但却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基础教育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一个儿童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不仅会使他本人和家庭受益，还会惠及整个社会。一个农民接受培训获取的技术和市场信息，如果可以和本村其他农民分享，这样的培训服务就也具有正的外部性。一个研究所开发的行业共用技术只要卖给一家公司，其他公司就会以搭便车的方式获得相关知识，无偿享用其利益，因而也具有正外部性。和公共物品一样，外部性对制度设计提出的挑战也是收费困难，对因外部性而受益的那些搭便车收费往往是很困难或几乎不可能。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任凭私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类服务也会出现提供不足的问题。 然后，很大一部分公共服务具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数量、质量的“可度量性”较低。由此带来的制度设计方面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对服务提供者的绩效进行监督和评估往往十分困难。由可度量性低而造成的不可立约性使市场激励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作用大受限制。 最后，一些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只能展开有限的竞争，甚至基本不可能有竞争。在一些人口稀疏和分散的地区，学校和卫生院就经常处在一种自然垄断的地位，因为再设立更多的学校和医院会增加服务提供的成本。当新的服务提供者的进入面临高额的初始投资、较高的技术和专业知识等方面的进入障碍时，竞争也会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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