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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贺晓科 其实，人的头脑灵转不息，想的最多的是“人”自身：人从那里来，人到何处去，怎样做人。就社会生活而言，想的最多、思之最苦的，恐怕是“怎样做人”了。从各种人文学说，到儒、释、道、基督教、伊斯兰教，其要谛莫不在阐释、叫道怎样做人。 做人，要经慢慢岁月，历无数人事，尝百般甘苦，受万种艰辛，撒手西去之时，常常还留下诸多遗憾、感慨。难怪人们说“做人”是一本一辈子念不完的书。做人实在“繁”而“难”。不过，若删繁就简，剖难见易，最要紧的，大概是待人待物了。因待人待物于做人十分要紧，固古往今来论及于此的书籍汗牛充栋，名篇佳句不计其数。许多著作，道出了做人的境界，不少篇章写到待人待物之法。境界，当潜心体悟；方法，可引以为鉴。但我总觉得，预知无何待人待物，仅靠读书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要靠自己于实实在在、平平凡凡的工作、生活中去感受、总结、升华。 若为群众，待人待物，是一种修养，是一种追求。若为干部，相当一级的官员，那就不仅关系独善其身，而且涉及党的事业，他人的命运。吾工作三十多年，大多年月在出版界度过。出版界成就辉煌，可也铸过大错；迈步金光大道，也曾蹒跚于羊肠小路。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我深感受益非浅。几十年时光，听上级指示，向同事学习，老老实实做人，脚踏实地做事，不知不觉过来了。其间，有成功的欢欣，也有失误的痛楚，不眠的思索。如今，跳出圈外，回头看看，那半脚印歪歪斜斜；扪心想想，于待人待物，倒也并非一无所得。 所谓待物，有待物件，如金钱名利、车马貂裘之；有待事件，大若出版改革，出版社办好办坏，小如一本书畅销或出了毛病等等。所谓待人，无非是待他人、待自己。对待事件，特别是那些成为问题的事件，对待他人，特别是那些有过失的人，几十年来我并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什么原则，可细细想来，又觉得影影绰绰有些遵循。 有同志认为我对事严厉，有时近乎苛刻。其实，我只是觉得做工作就不能马马虎虎，离开了一件件具体的事，哪来党的事业！认认真真尚且担心做不好，岂能粗心大意！我只不过于事有些要求而已。 一曰弄清情况。此事缘何而起，有“几寸几分”，结果如何。对于“大概”之类的说法，吾总希望把“大概”的事尽量剥去多些，离“确定”
这个核心近点。对“可能”之类的分析，常企图找到一个“就是”。我这个人，说悄悄话都像在吵架，而且常常由点射变连发，不时把人追问得十分不快。加之又好钻牛角尖，常常固执地抓住不放，不时使同志感到有意与之过不去。其实，除非本来就不想办事，只是说说而已，那么“大概”“可能”就够了。若真想解决问题，“大概”谁也不愿意雾里看花，“可能”没有一个人甘心盲人摸象。 二曰确定性质。弄清情况是确定性质的基础，而正确定性，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病在肝脾还是在肠胃，是实热还是虚寒，用药大相径庭。一本书，是色情淫秽毒物，还是夹杂色情内容的读物，或是格调不高的读物，如果定性不准，处理就会失当。世间的事务纷繁复杂，其界限往往不似刀劈斧凿的那么清晰，这使得准确定性非一易事。若一时很难定准，不妨留有余地，先以性轻者待之。宁不足而不过，代价较小。我们吃“宁左勿右”的亏，实在太大了。 三曰分析责任。事皆人为。若一事仅为一人所为，其责不辨自明。但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很难独来独往，且事情总有前因后果。工作中的事更常常多人经手。因此，一件事发生了，不能不分清责任。不少事情之所以一再发生，窃以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责任不清：许多人都有责任，可谁也没责任！“法不责众”，于是不了了之。既然可以不负责任，则无人把关守土，同一事再次发生就不足为怪了！我很拥护“守土有责”的说法。一事无论多少人经手，各个岗位都应有自己的职责。责任可因岗位的不同而分解，不可因多人承担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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