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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亡羊须有补牢之举。究事之根本目的，是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若就事论事，不制定纠正的办法，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措施，无异于追究、感慨亡羊而不思补牢。听人言，道路交通的许多规章，缘自血的教训之后的“补牢”措施。此地有坑，插上一块引导牌；彼处危险，安上一盏警示灯。这些点点线线为大家标出了安全行车线。出版界的规章制度，不少也是这样产生的。因此，我在听取“检讨”之类的话时，若当事者无切实可行的补牢措施，是不会让其过关的。 如前所述，事皆人为，故究事免不了要究人。究人比究事更不易，除其他种种原因外，特别因为纠人关系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事业前途。我看过一些书，深感到历史上，因误、错、过，伤害的人实在太多了！当能对究人发表意见时，我告诫自己必须慎之又慎，并暗暗在心中立下了几条。 一曰，以医为范，治病救人。良医实有令人钦佩之处，解人于痛苦之中，救人于危亡之间。即使平平医家，也不忘治病救人之本。吾尝因未能学医而遗憾。不过，工作多年以后感到，虽不能行医，却应以医德待人。莫说身负一官半职，即使平民之间，帮人、救人之意多多益善，伤人、害人之心半点不可。一人犯错，只要不是踩了红线、触犯刑律，就应当全力救治，立足于教育。帮助提高认识，用十分力气；组织处理，能轻的绝不重。我们常说，组织处理是帮助、教育的一种手段。我赞成这个说法，但前提是“处理得当”。若一副药下去，本来行走如常的人却瘫了，那何谈救治。 有人说我对犯错的人“雷声大而雨点小”，我不大赞成。因此言有虚张声势、说得多做得少、华有过而实不及等意，而我是实心实意的。虽然“对人要宽厚”之说曾经受到非议，但对人厚道一点有什么不好！不过，若把严厉的批评比作“雷声”，把慎重的处理比喻为“雨点”，那的确有点大、小不等。特别是对于我这个嗓粗声洪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二曰，事实求是，切莫苛求。古之君子其待人也“宽以约”。宽者，宽厚、宽容、宽大之意；约者，我想就是不苛求、不求全责备吧！我等虽不能自诩君子，但对人的是非不夸大、不缩小、不苛求于人，是必须做到的。为人本应如此，何况自己还是一个干部呢！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告知，故意夸大是非、潜心整人者有，但为数不多。然而，是非为何常被夸大，多为“分析”所致也。某人违犯了出版工作的某项规定，如果分析说：这条规定早已公布，你现在还违反，岂不是明知故犯吗？这条规定是上级规定的，你岂不是故意对抗上级吗？若真是这样，错就大了。从理论上说，身为出版工作者，应熟知有关规定。但不能因此就断言凡是违反某一规定的都是故意的。公路交规是公开发布的，且凡司机都经考试合格。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每一个违犯交规的人都是故意的。或因前车挡住了视线，或因躲避行人，或因道路不熟，确有非故意犯规者。从事出版工作比开车复杂得多，恐怕更不能说凡出差错均为明知故犯。有的书出问题，往往是因总编辑、社长不负责任，没有认真审稿所致。不负责任，官僚主义当然是错，可与明知故犯有别。将应知而犯说成明知故犯，既不符合事实，也苛求于人。有些书出差错，是因当事者经验不足，知识不达而致。不足、不达固然应该提高，但要求一个人天文地理、上下千年、世事人情无不知晓，恐怕也太苛求了吧！至于对抗上级的推理，更有无限上纲之嫌。上纲的结果，必然夸大是非。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我的待人待物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曰：慎把分寸，宁亏勿盈。对人的处理，错事不可夸大，错责亦应恰如其分，以使恶得其罪，过得其咎。不过，由于事物的复杂性，有些界限难以划分，分寸不易把握，常常使对人的责罚在稍轻、稍重两可之间，凡遇此类似情况，吾宁可先就轻者。撤职与降职难定，宁可取降职；记过与警告难分，宁可取警告；警告与教育可选，宁可选择教育，如此等等。责罚一人，关系重大。党培养一名干部实在不易，若我们责罚不当，则可能毁之一旦。一个干部，往往几十年风风雨雨，熬得一官半职。作为上级，一念不慎，则可毁了人家十年、二十年得“道行”。虽然不能以功抵过，但责过时不能无视其功。我们不是常说要历史地看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吗？念人曾做过有益的事，责罚时就低不就高，也不失情理。吾体行责人“宁亏勿赢”得原则，还因我认为责之不足补责容易，而责之过分要纠正就实在太难了！ 四曰：设身处地，以己及人。平日里，将干群平等、上下一致，固然十分重要。但是上级对犯有过错的下级平等相待，实在更为要紧。你在上，它在下，本来就不对等。加之他犯错，你处理，你更是居高临下。这使得平等，可贵而不可缺。此处讲平等，除了不歧视、认真倾听对方意见等之外，最重要的是做一番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的位置上认真想想。此事有何主观、客观原因，若我去办会如何；此事与上下左右有何牵连，若我遇上会如何处理；把拟给他的处分放在彼情彼景中你的身上，你有何感受？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此话曾受到非议，但在处理同志关系上是否应当如此，恐怕回答是一致的。 另外，此处谈平等，还要过感情一关。对于有过错的同志，不能因好之而减轻责罚，亦不该因恶之而加重处分。不论亲疏，平等相待，我等应有这样的胸襟。 以上种种，有同志替我概括为“严以待事，宽以待人”。其实，我真没有静心想过该如何概括，只是觉得待人待事，关系党的事业，涉及他人利害，显露自己的人格，不可不慎。 当然，若严以待事成为夸大事实的借口，宽以待人变成姑息过错的理由，那就大失吾之本意了！ 《小康》2005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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