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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理应在行政主导的移民工程中有所作为，但要最终理顺关系，协调利益，仍需顺应“移民时代”的大趋势，启动市场化机制，通过创新制度，打破地域间的种种壁垒，消除政策上的种种障碍，摒除制度上的种种缺陷，在各种人口流动形态中建立有效的社会协调和保障机制。 《辞海》中对“移民”的解释是指“迁往国外某一地区永久定居的人”或“较大数量、有组织的人口迁移”。显然，三峡工程移民属于后面一种。 三峡移民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工程移民，国家的重视程度非比寻常。但政府更多的还是从保证三峡工程顺利进行的角度、从移民得以迅速富裕的角度来加以关照，至于如何在社会学意义上切入移民的安置问题，似乎还没有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移民从地理上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并最终能够在心理上融入到当地社区中去——这样完全的“融合”在现有的条件下还比较困难。 我们的视野可以拓展一下，当今的中国除了上述行政性的工程移民外，还有另一种规模更为广大的移民类型——由市场力量驱动的自发式的移民。农村劳动力自发地往城市“移民”，落后地区居民向发达地区的“移民”，社会各类人才的全方位流动，等等，这种市场行为同样值得关注。政府理应在行政主导的移民工程中有所作为，但要让这部分人口最终安顿下来，融入当地社会，不留隐患，仍需顺应“移民时代”的大趋势，启动市场化机制，通过创新制度，打破地域间的种种壁垒，消除政策上的种种障碍，摒除制度上的种种缺陷，在各种人口流动形态中建立有效的社会协调和保障机制，以求理顺关系，奠定全新的社会利益格局。 政府在移民融入当地社区的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在谋得整个地区的协调发展。 从行政性移民到市场化移民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伴随的移民工作，政府在其中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政府不仅要妥善地把移民迁出一地，更要让他们在另一地能够安居乐业。移民能否最大限度地融入迁入地，是检验三峡移民工作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志。 但如果提到当代中国移民的全局来考察，三峡移民只能算是其中的“一支”，尽管这是“特殊的一支”。中国目前劳动力移民的数量是三峡工程移民总数的100倍，这1亿多劳动力移民背后的驱动力量是市场，但他们能否融入城市社会，则更是中国现代化成败之关键。 翻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移民的故事不绝如缕。春秋战国，秦汉之际，南北朝及五胡十六国，直至唐宋元明清，中华民族就是在“移民”的交流、交往、交融中形成的。历史上支持移民的推动力主要是战乱和灾荒，所以移民史就是一部血泪史。也许后人书写历史时，我们这个时代也会被概括为“移民时代”，但历史不会再重复，今天推动移民的除了以上建设的需要，更源于现代化市场化的动力。因为是出于建设的需要、进步的需要，这个时代的移民“进行曲”格调应该是明朗的、高扬的，应该是健康而有序的。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宏大的画面，比如总体上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有所谓“都市中的游牧部落”；比如一度出现的高素质人才从中西部向东南沿海的转移，被文学界称之为“孔雀东南飞”；又比如近年来连绵不绝的发达地区商人到西部地区的“淘金热”……等等。 这种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的、频繁的人口流动，迄今方兴而未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各地的经济格局，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内在动因。然而，正像行政性移民遭遇“融合”问题，市场化移民同样面临着与当地社会的“融合”问题。 一则顺口溜就可以揭示出目前的状况：“上海人觉得除了上海都是‘外地’；北京人觉得除了北京都是‘地方’；广东人觉得除了广东都是‘北方’。” 地域差别已经演化为身份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正在扩大。 2003年，中国沿海发达地区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民工荒。例如，广东省的民工缺口一度达到200万人，以往招工人潮涌动的现象不复再见。 对此，分析人士认为，民工返乡潮有利于各省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有利于发达省份把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向内地转移；同时也是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必然结果。若是从改革开放已经进行20多年的背景上看，民工返乡则无疑是一种倒退。因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举措就是降低农业人口的比重。 民工返乡潮这一现象说明，外来人口融入迁入地时遭遇的阻力不小。融合的阻力不仅仅停留在“草根”层面的社会人际关系，更体现在政府在过去时代设置的制度障碍仍在产生着种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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