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和“管局”
“以前在大庆，一个城市里，管理局系统和市政府系统的电话不能互通。这种现象，估计全国也只有我们大庆会出现。”
在大庆市居住了30年的李富林，对大庆的政府企业“两道走”感触良深。他举例说：比如你家是市政（当地人把市政府简称为“市政”）电话，那拨打管局（大庆石油管理局简称）电话要先拨区号0459，然后再拨对方电话号码，收费也是按照长途收费。很多人家干脆都装两台电话，一台是管局的，一台是市政的。
“你要是早几年来我们这里就知道，不光是电话，大庆什么都有两套系统：管局和市政。”李富林原是中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大庆油田企业重组改制，油田公司与存续企业分立）的一名职工，浙江杭州人，1973年进入大庆油田工作。
他告诉记者说，管局系统的供电管理局有自备电厂，交通有自己的客运公司，孩子上学有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一套学校，职工生病了去自己的医院……而且这些很多都是属于福利性质的。而市政系统的人就可怜多了，本来挣的就少，由于到处都是石油管理局的设施，几乎没有选择余地，但收费标准却不一样。“在大庆，石油系统和非石油系统的人员生活水平有很大落差。”
事实上，“市政”和“管局”的这种区别至今仍然有所体现。大庆有两个竞争激烈的电信公司：一个是管理局的油田通信公司，另一个是中国电信公司，大庆街头的公用电话亭通常就是两家公司一边一个。
李富林一家住80多平方米的房子，搬进去时惟一的装潢是铺了大理石地面，其余的单位建房时都弄好了。过节过年时分的水果、食品吃不了，有时还分家用电器。大庆的福利保障曾令人羡慕，称为“中国东北的挪威”。而不属于石油系统的人员当然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
企业的“富有”还表现在翻修公路上。按照李富林的说法，以前大庆的路，总是在不断地修。“造路的钱可以拿回扣。这种‘豆腐渣’路肯定经不起东北冬寒夏热的折腾，没两年，路又坏了。然后就接着再扔钱再造，反正大企业有钱啊。现在情况好多了，抓了反腐败，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路就不再翻了。”
“狮身人面”的标志
大庆“市政”与“管局”的划分由来已久。据当地一位老干部回忆：大庆油田创建前后，受前苏联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建设特别推崇单一单位社区模式。后来又极力提倡“干打垒”精神，让单位因陋就简地自行解决职工居住问题，并且代行城市政府的规划和建设职能，单位与城市社区在空间上完全重叠。本来应当由城市政府承担的职能，比如职工住房、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卫生防疫、教育、公共交通等等，都是由石油管理局内部解决。
1979年政企分开、大庆设市，但大庆石油管理局是副（省）部级单位，大庆市只是地级市，所以在很长时期内，前者只不过把后者视为自己一个主管后勤工作的职能部门。多数企业中都设有家属委员会机构（简称家委会），在单位居住区中行使类似于居委会的职能，还有一些企业甚至设有公安分局和派出所（这种大企业办社会的情况在东北其他地方也比较常见。）。
目前,大庆城市的水、电、公共交通、教育、卫生等事业，大部分还由大企业承办。大庆市政府所在的萨尔图区有一条世纪大道,像这样高等级的公路，靠市政府是无力建设的。而大企业建设用地也十分容易和市政府沟通，“现在双方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市政府一位负责官员说。
大庆的财政收入结构过于单一。第二产业占大庆经济的89.2％，用现任市委书记、市长王志斌的话说，基本是石油和石化产业“一柱擎天”。市本级财政收入的80％以上来自于石油、石化企业。除去正常税收，每年还有来自大企业（主要是石油企业）的4亿元左右的“拨款”，这些拨款是城市建设最稳定的来源。
整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一切都要依托石油企业。而政府机构在其边缘性质的有限空间下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立于企业系统之外的第二个城市系统。由于这种油地双重身份，有人把大庆比做“狮身人面”。
其实大庆不止石油管理局一家大企业，此外还有大庆油田公司、大庆石化总厂、大庆石化公司、大庆炼化公司、林源炼油厂，共六大企业。市政府如何与六大企业协调关系，政府官员不愿多谈。据了解，大庆有一个专门负责沟通协调企业和市府关系的部门，协调组长由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曾玉康担任。
“断奶”有点难
大庆市让胡路区和萨尔图区分别是石油管理局和市政府各自的天下。当地人说，在萨尔图区的居民脑袋比较活络，因为他们更多需要自己谋生；而让胡路区居民则可以每天按部就班地生活——他们有油田养活。在市政系统的居民最早体验“下岗”，管理局系统的人了解这个概念则晚了10到15年。2000年底，大庆油田的全民制单位通过“买断”(官方正式说法叫“有偿解除劳动合同”)方使这种格局得以终结。
现在，大庆石油、石化等大企业有职工30万人左右，改制后存续企业职工23.5万人。在大企业重组分立中，已有8万名职工“有偿解除劳动合同”，今后每年也都有“下岗”分流和解除合同的计划。
长期规律性的生活和工作造成的稳定被市场经济的“侵入”所打破，大庆出现了大量的“买断职工”，有人最多拿到了18万元，一般则在10万左右。这一新人群的出现使一部分大集体职工有些心慌，他们意识到多年的稳定已经开始动摇。他们甚至等不及再多看看形势发展，就于2001年到上级部门上访，并如愿拿到了大集体职工本不享有的“买断”权利。
8万“买断职工”在大庆掀起了买股票热、买出租车热和租柜台热。不过由于长时间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意识封闭，最终毫无收获。比如李富林的工龄有30年，本来是可以选择退养的，退养还有80％的工资照发。“但出于一些原因，于是选择了买断。”这没有说出口的原因，其实就是想炒股，李几乎把“买断”得到的钱全部白白扔进了股票中。
有人说，大庆人还没有完全从福利的襁褓中走出来，他们依旧十分依赖企业，这样容易出现心理失衡。在这样的环境下，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安置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都会越来越大。同时，每年还有大量新增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
大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缓慢地向市场经济过渡。市政府一位官员说：“与国内其它城市相比，我们不但要通过发展替代产业保持经济增长，还要恢复和重建环境，要比别的地方付出更多的努力。”
大庆2003年全市生产总值是1125.6亿元，但大庆的地方经济只有100亿元的规模。即使连续保持30％的增长速度，每年也只能增加30亿元的产值，不可能弥补石油生产下降带来的影响。在大庆石油、石化企业改制分立后，按照国务院要求，这些都要逐步移交地方。
对于大庆市来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小康》2004年第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