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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很少听说美国法官卷入丑闻，这是由于法官们在道德上相对更为完美无瑕，还是由于缺乏对法官的监督？ 马克：这并非缺乏监督所致。首先，有些州法院也存在着腐败现象，州法官总数毕竟多达2800人，偶尔你也会听说有州法官受贿，但这种事会被视作非常骇人的丑闻。但你不会听到有关联邦法官的丑闻，因为联邦法官对他们的公职非常珍视，所接触的人对他们的职位同样敬重。在过去一代人中，还没有发生过一起联邦法官被控受贿的案件，而联邦法官被证实有腐败行为的情况也已经数十年没发生过了。 我在当上法官前，曾是负责办理政府官员腐败案的检察官，对腐败现象比较了解。腐败现象发生的前提是：有人愿意行贿，而且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成功。而这么多年从未有人提出过要向我行贿，因为他们知道我决不可能接受，这样做只会给他们自己惹出很大的麻烦，这也是美国人对联邦法官所抱有的普遍观念。当上联邦法官是莫大的荣幸和非常难得的机会，享有很高的名望，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职位都看得很神圣，都不愿让它受任何玷污。 如果哪个法官想多挣钱，他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下海”挣钱。联邦地区法官的工资和国会众议员一样多，每年大约15.5万美元；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工资和国会参议员一样多，每年16.5万美元。如果我想多赚钱，就进私营律师事务所——每年至少能挣100万美元。因此，联邦法官是自愿选择这一职位的，他们知道在经济上要作出牺牲。而向联邦法官行贿并认为会被接受的想法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你没有听说过法官丑闻的原因。 《小康》：在我的印象中，在美国当法官是好像一条“死胡同”：从事其他法律工作的人如律师、检察官当了法官之后，似乎都只进不出，很少有人辞职的？ 马克：未必如此。很多人当上法官是实现了他们的人生目标。另外在过去15年内，辞职“下海”的法官数量恐怕比前200年还要多。尽管法官不敢指望像私营律师挣那么多钱，但子女却一样要上大学、交学费，而联邦法官的工资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上调了；有些人无法这样继续下去，不想再作出这么大的经济牺牲，所以辞职的法官还是有的，大多都去了律师所，以便多挣钱。 《小康》：美国法官有像议员那样的各种津贴吗？ 马克：没有。问题在于，国会议员不希望法官挣的钱比他们更多，但议员们有竞选捐款，可以把钱用在许多地方。如果你要竞选议席，应该穿一套体面的西服，于是你就可以用募集的竞选基金去买衣服。而法官买衣服只能花自己那份公开的工资。我们除了工资和福利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补贴。 《小康》：美国在维护司法独立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中国等其他国家学习的经验？ 马克：有的。司法独立一部分要依赖一支合格、诚实、致力于中立、愿意勤奋工作的法官队伍，换句话说，司法独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应该是让公众有信心的人，因为将独立的权利交给任何人都是有危险的。 其次，如果要成为法治国家，那么法官就不应该只是小官僚，而应该是最重要的官员。美国《独立宣言》指出，权力是民众授予政府的，其中一部分授予立法部门（国会），一部分授予行政部门（总统）；应该有人判断这些部门行使的权利是否超越了民众授权的范围。尽管宪法没有明文规定，但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法官实际上被授予了这个最终的发言权。 像我这样在普通的综合法院、而不是许多大陆法国家那种专门的宪法法院任职的联邦法官，就有权判决国会通过的法律法令违反宪法，即掌握多数表决票的人可能侵犯了少数人的权益，因而应被宣布无效。我们还可以判决美国总统或他的代理人做的某件事违法，而且作出总统也不得不执行的判决。在我们看来，这些对以法治国都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想成为法治而不是人治国家，就必须有人在最有权势的人犯法时公开指出来，并要求他们改正。 《小康》：那么，谁来监督法官呢？ 马克：法官主要是自己监督自己。首先，我作的任何裁决都是可以上诉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自动享有一次上诉的权力，向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如果该院三名法官中的两位认为我作了错判，我的裁决就可能被推翻。他们要么作出新的裁决，要么会要求另一位法官来重新审案。 另外，每个巡回上诉法院都设有一个司法委员会，审查针对法官职业操守的投诉，看他们是否违反了法官的行为规范。如果有人提出某个法官不公平，和某方当事人进行了不该进行的交谈，那么司法委员会将展开调查；此外，法官行为规范条例为法官们提供了指导。我们还有一个由14名联邦法官组成的行为规范委员会，向法官们提供做某件事是否符合职业操守的咨询建议，我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有时我们会接到法官的电话或信件，说明背景情况，询问“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否还应该审理此案？”这些机制都对法官形成了监督。
《小康》2004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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