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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廉银的数字相当可观。比如总督的年薪是白银180两，而福建总督（浙闽总督）的养廉银则是18000两。县官的年薪是45两，而其养廉银至少也有400两，多的可达2000两。雍正的意思很明确：他们的合法收入已经够用了，再贪污就是存心找死。 养廉银的另一层意思，则是官员收入的公开化。以前，官员们收耗羡，收礼金，收常例，全都是“黑箱操作”。谁贪谁廉，弄不清楚。现在清楚了。以后谁的收入和养廉银差距太大，就可查他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现在，雍正几乎把所有导致腐败的漏洞全堵住了。他应该成功了吧？可惜没有。 公元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继位。就是从他这个宝贝儿子开始，大清帝国又重新走向腐败。乾隆的大学士和坤，家财竟达八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政府10年的财政收入，法王路易十四私产的14倍；也相当于雍正五年国库储银的16倍，康熙末年国库储银的100倍。 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雍正的改革不及二世而斩，流产也未免太快了一点。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雍正为什么终于还会失败？我们不妨反过来看看，他当时为什么能够成功。 雍正成功的原因有：第一，雍正久在藩邸，辅政日多，做皇子时，就已经洞悉帝国弊端，对将来的改革早有成熟的思考，可谓预谋已久。第二，雍正的改革，思路完全对头，措施也很得当，可谓紧锣密鼓，丝丝入扣，步步为营，切中肯綮。许多做法，直到今天也仍有借鉴意义。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雍正完全具备一个改革家的条件和素质。 雍正的改革还因为他依靠了手中惟独帝王才有的绝对权威：乾纲独断，大权独揽，说一不二，雷厉风行，这是历代改革名臣所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他能够推行改革，靠的是强权和特权。所谓“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离不开这个最重要的条件。比如耗羡归公，最早是几个地方官提出来的。雍正将这一议案交九卿会议讨论，结果是多数不赞成，其他官员也纷纷上疏反对。于是雍正发出上谕，斩断争论，并将碍事的官员调离，强制推行，甚至连在山西搞试点的建议都不采纳。他说：“天下事，惟有可行与不可行两端耳！如以为可行，则可通之于天下；如以为不可行，则亦不当试之于山西。”显然，如果不是独断专行，由着官员们去争论，这项改革当时就泡了汤。 这就是所谓“惟以一人治天下”了，或者说，就是人治和独裁。从耗羡归公这件事看，如果雍正不独裁，事情就做不成。但这种制度是极其靠不住的。试想，如果有此独裁之权的是个混蛋、草包或暴徒，会怎么样呢？ 其实，雍正本身也不是没有问题的。雍正为了保证自己大权独揽，又不出任何差错，只好亲自过问大小政务，每天除完成各种礼仪，接见众多官僚外，还要亲自阅读大批奏章，并一一作出批复，平均每天撰写朱批七八千字。有几个皇帝能有雍正这样勤奋的精神、敏捷的头脑和旺盛的精力？就是有，迟早也得累垮。雍正的这一套做法，只可能后继无人。 更重要的是，雍正改革赖以成功的条件和他改革的目标是根本相悖的。雍正要惩治的是腐败，反腐败的力量是他的特权，而特权又恰是腐败之源。没有特权，不会滋生腐败；没有特权，又无法惩治腐败。这是一个死结。 还有一点，也是雍正想不到的。他改革的阻力，并非只是一批冥顽不化或居心不良的官员，还有强大的传统势力。这种势力是一种文化力量，并非哪个人可以扭转和对抗。比方说，他能不让人们讲人情，讲面子，讲世故吗？不能。那他就无法根除这些现象：请客送礼、拍马逢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争风吃醋、损公肥私、敷衍搪塞、扯皮推诿、人情大于王法等等。 雍正当然不可能反对特权，反对人治，反对传统文化。 所以，雍正成不了赢家。
《小康》2004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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