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吏们掩饰亏空还有一个手腕，就是把贪污说成是挪用。这是避重就轻之法。钱粮的亏空，原本有两个原因，即贪污和挪用。虽然都犯了王法，但贪污罪重，挪用罪轻。何况，挪用有时还是因公，比如紧急救灾、临时招待、应付上司等，属“情有可原”。而历朝历代的做法，都是先查贪污，后查挪用，这就给贪官留了空子。雍正对这一弊端了如指掌。
雍正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
现在雍正便可以“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也有三种：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来的。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雍正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血。
索赔也不含糊。雍正下令，清查之中，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决不宽贷。比如户部查出亏空白银250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150万两，另外100万两由户部逐年偿还。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因为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哪个官员能够赖账？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属和百姓代为清偿的，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至于士民代赔，更是混账。无非一是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想留下那贪官继续执政；二是流氓恶棍趁机敛财，借替长官还债为名敲诈百姓。因此雍正明令不准。
这就不但要追赔，还要抄家。元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人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
雍正反腐败连死人都不放过，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对于贪墨的家伙，死了也不放过他！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人一死，再大的不是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也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
雍正这一系列政策和对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至5000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
雍正的高明，还不仅于此。
就在举国上下穷追赃款、整治贪官的同时，雍正也在思考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怎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贪墨，保住官员的清廉？雍正决定进行两项重要的制度改革，那就是耗羡归公和高薪养廉。
耗羡，也就是“常例”，即火耗、米耗等等，是一种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这是一种半公开、半合法的贪污，弊端甚多又取消不得，连康熙皇帝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随他去。但雍正不肯含糊，决心改革。他的办法，就是耗羡归公。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由州官县官私征私用的耗羡，统统上缴省库，然后再由省里发给州县。表面上看，耗羡并没有免收，州县也照样拿钱，只不过多了一道手续。这种改革，有什么意义？
雍正认为意义很大。首先，耗羡归公，就像今天的“费改税”一样，是为耗羡正了名，也为耗羡作了规范。过去，耗羡名不正言不顺，又不能不收，结果是乱收乱摊派。国家得不到一分钱的好处，老百姓却加重了负担，于国于民都不利。现在，耗羡归公了，国家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规范（主要是规定提取的比例），而州官县官因为多收无益（反正只能从省里领到规定的数额），就不会再乱摊派。这样，老百姓并没有加重负担，因家却得到了好处，于国于民都有利。
其次，端正了上下级的关系。过去，征收耗羡的，是州官县官。支配这些附加税的，也是州官县官。他们的上司，既无从征收，更无权支配。当然，州官县官收了耗羡，也要分送上司，结果上司反倒成了靠州县养活的人。这样一来，就势必造成一个严重后果，即“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肯查参”。也就是说，州县的贪墨会越来越猖獗，而上级的监察反倒越来越疲软。为什么呢？拿了人家的手软么！
耗羡归公以后就不一样了。州县征求耗羡，不过是完成任务；上司发还耗羡，也不过是发放津贴。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红包”。既然不是红包，也就没有人情，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州县既不敢借口孝敬上司而加重盘剥，上司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管理下级。所以，耗羡归公虽然麻烦一点，却不是多此一举。这就是雍正所说的：“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养州县乎！”颠倒一下，大不一样。
因此雍正相当看重这一道手续。耗羡归公初行之时，一些州县认为其中一部分反正要返还，干脆先扣下来算了，免得麻烦。然而雍正不准。他认为，此例一开，后患无穷。如果允许州县自行留成，那比例一定没有谱，“势必额外加增，私收巧取，浮于应得之数，累及小民”。上司因为应取之数已足，也就不再过问，结果难保不产生新的腐败。因此，耗羡必须全部如数缴公，再由督抚按数发还。宁肯麻烦一点，也要堵住漏洞，防患于未然。
雍正规定，归公的耗羡，有三大用途。一是填补亏空，二是留作公用，三是发放“养廉银”。这是耗羡归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雍正为人虽然不免冷酷刻薄，但他的冷酷刻薄只用于权力斗争，也只施加于他仇恨和憎恶的人。对于一般人，他是通情达理的。他并不要求官员们饿着肚子办公，相反还主张他们有体面地生活。他认为，大小官员，都应该“取所当取而不伤乎廉，用所当用而不涉乎滥”，既不可以盘剥百姓鱼肉子民，也不可以故作清贫沽名钓誉。但是，俸禄不能提高，而贪污又不允许，官员们怎样才能保证生活的体面呢？这就要靠“养廉银”。所以，耗羡不可不收，也不能不给官员们用，但要有规矩。一是要适度，二是要合理。其标准，则是官职的高低、政务的繁简和赋税的多寡。由这三个坐标系定出养廉银的数额，多收就是贪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