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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者大卫·克兰茨勒在其研究著作《日本人、纳粹和犹太人——1938～1945年的上海犹太难民社区》中的记载，和马丁一样，幼年时就离沪的犹太难民至少有500人。但犹太作家索妮娅却认为数量可能更多，因为她自己就没被大卫统计在那本专著里。
索妮娅1939年10月26日出生在上海，离沪时刚满8岁。
家乡陌生，异乡却美好
当4月10日刘小曼一家正在摩西会堂聚会时，索妮娅再次重返“故乡”上海。她专程赶来参加“犹太难民上海情系列活动”的读书会。
当年避难时，尽管生活拮据，但上海却给索妮娅一家带来无可比拟的安全感。“我爸爸妈妈后来曾跟我说，万一有什么事，你随时可以回到上海，因为你有上海的出生证。”
二战结束后，索妮娅一家回到德国，她学习教育学，之后成为德语和英语老师。一直以来，索妮娅都会向学生讲述自己在1939年至1947年间的经历，她把对上海的感觉概括为两个字——感激。
索妮娅曾给学生们朗诵过一首诗，“你们终于要出发了，离开了这么久，这么遥远，再到达你们都不熟悉的家乡，你们不应该忘记上海，不要忘记你们在这里见过的稻田、宝塔和中国帆船。欧洲同龄的孩子会为此羡慕你们，因为这些年他们只有恐怖的岁月……” 索妮娅说，每每读到这儿，她都会满面泪水。
同样在上海长大的，还有杰瑞·摩丝。当年，杰瑞的父亲在历史上最丑恶的迫害犹太人暴行“水晶之夜”中被投进监狱，他母亲决定拼死一试，带着三个孩子去见盖世太保指挥官，求他准许在自己和孩子们的出境许可证上盖一个章。“让我去上海，或开枪杀了我们。”最终，勇敢的母亲带着当时7岁的杰瑞、13个月大的弟弟和9岁的姐姐成功逃亡到陌生的东方。踏上外滩的土地，杰瑞觉得这里堪比天堂。至今，他还记得和中国伙伴一起踢毽子、跳房子的情景。
丹尼尔·雅各布森同样也在上海长大。多年后回忆往昔，丹尼尔带着股孩童般的顽皮：“从学校回家只要走几分钟，但我总要逛上好几个小时，因为好多人在街上做好玩的事，在马路上还有人耍大刀、跳舞卖艺，我是如此着迷。”
在上海长大的著名生物学家卡尔·贝特汉姆，年老时重返“故乡”时，指着提篮桥地区著名的街心公园霍山公园说：“这是我们的公园。我们家住在许昌路，可以走路来。”和杰瑞、丹尼尔一样，贝特汉姆也清楚记得当年和中国伙伴玩耍的情景——“有次玩捉迷藏，我躲得实在太好。过了很长时间都没被发现，当我自己走出来时，大家早就在玩别的游戏，他们都以为我已经回家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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