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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当年上海紧张的战争气氛会让杰瑞、丹尼尔、贝特汉姆这些来自西方的犹太孩子物质生活不如以往。然而，他们却在中国度过了一个单纯快乐的童年。尤其和留在国内的同胞们相比，他们更是幸运儿——1945年纳粹投降后，上海犹太难民开始通过国际红十字组织打听亲人的下落，结果是，所有没能逃离欧洲的家族成员几乎全部被屠杀，死在集中营的犹太人达到600万，而逃亡来到上海的犹太人，除病老死亡外，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
萍水相逢，缘分难尽
如果说，上海当年无需签证担保便可进入的政策，为数万犹太人打开了一扇生命之门。而让犹太难民能够真正安定下来，更多还是依赖上海民众对他们真心的帮助。
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殖民者把上海推入更黑暗的深渊，同时受到波及的还有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虽然1942年德国向日本施压准备屠杀在沪犹太难民的“梅辛格计划”没有实施，但从1943年2月起，日本当局还是建立起“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命令所有1937年后抵沪的犹太难民迁入，这个隔离区约包含有15个街区。隔离区内那些狭小、破旧的弄堂房子，在灰色的天幕下显得死气沉沉，隔离区内挤满了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的犹太难民。
“我们这一层里的16个人只有一个卫生间，顶楼另一个卫生间12个人共用。”犹太作家伊·贝蒂·格列宾希科夫在自传《我曾经叫莎拉》中回忆。
不过，在犹太老人弗雷迪·赛德尔的记忆里，“隔离区”的生活也有好的一面，“没有中国人对我们说，‘我们还吃不饱饭，滚吧’。” 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与“隔离区”犹太人杂居在一起的上海民众给予了前者无私的帮助——让出房间安置犹太难民居住；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安排犹太儿童同中国儿童一起学习。弗雷迪记得，1945年7月，一场空袭造成31名犹太难民死亡、250名难民受伤，当时周围的中国居民同样伤亡惨重，却仍奋不顾身冲入火海营救他们。
而当年的“隔离区”一带，至今也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两条犹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弄堂，一度被日本人在出口焊上铁栅门，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被困在弄堂里的两千余人，最后大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是居住在周围的上海市民，采用“空投”，将面饼等食物掷过去而救助了他们。
“在战争阴霾下，用‘患难与共’来形容上海人与犹太人恐怕最贴切不过。两者来往并不密切却饱含深情，萍水相逢而又缘分难尽。”作家索妮娅这样对记者说。只是，当年究竟发生了多少上海人与犹太难民的患难故事，已无人说得清。与此相关的资料不多，亲历那段历史的上海老人如今在世的也不过几十位。
或许今天，我们尚能听到这样的故事——老人王发良时常回忆曾住隔壁的一对犹太老夫妻：“他们带着一个孙女，由于家境贫困，很少点灯。”当时王发良在美孚公司做事，时常会拿些煤油接济他们。“虽然这样，我们依旧很少说话。但有一次对话让我印象非常深。”那位老先生问王发良，“What is the mightest strength in the world？(什么东西在世界上最有力量？)”王发良愣了一下，“Is nature？(自然界？)”犹太老先生则回应：“Nothing！”王发良说，他到现在才明白，这是一个难民对权力世界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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