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袁帅
在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新冠疫情依然持续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当下，《野生动物保护法》该如何修订？
重要一环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健康的生态系统，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图源/hellorf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翟青表示，近年来，我国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和增长。
作为世界上野生动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加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仍在砥砺前行，任重道远。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和世界许多地方一样，生境丧失与退化、气候变化等因素，仍然威胁着我国诸多野生动物的生存，野生动物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建设等仍需有力推进。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健康的生态系统，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新冠疫情依然持续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当下，《野生动物保护法》（下文简称《野保法》）该如何修订，值得关注和思考。
《野保法》要保护谁？
《野保法》的修订不仅是推进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相关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关系着国家生物安全，对由我国继续主持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第二阶段会议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工作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
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透露，《野保法》在2016年修订的时候，绿会就强烈地感觉并且提出意见，希望《野保法》不仅是一个产业促进法，也不应该是一个部门的行业立法，它应该是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推进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绿水青山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关键法。绿会当时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要修订《野保法》的名称。绿会建议《野保法》修改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在这个背景下，绿会至今仍然建议《野保法》要修改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和《绿水青山的保护法》。
周晋峰分析称，《野保法》（草案）在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立法目的、公益诉讼等方面存在不足。他表示，首先，目前野生动物保护只是对收录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三有名录”及各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统称《名录》）的物种进行保护，《名录》之外的物种及其栖息地缺失保护，加速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大规模开发建设湿地公园，修建时往往会遇到这种情况：原湿地公园所在地集中了几十种鸟类，科学家根据《名录》确认这里的草（植物）不濒危。但实际情况是有的鸟吃这种草、有的鸟吃那种草，有的鸟吃这类虫子、有的鸟吃那类虫子。科学家定义《名录》就保护《名录》里的物种，结果导致这些鸟类的食物没有了，几十种鸟的栖息地消失了，包括个别濒危、珍稀的鸟类。这些鸟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却阻止不了。”对此，周晋峰既气愤又无奈，“这种《名录》管理，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吗？”一种植物消失了，以这种植物为食的昆虫就会消失。某种昆虫没有了，捕食这种昆虫的鸟类将会饿死。这种鸟类的死亡又会对其他动物产生影响，甚至是灭顶之灾。大规模野生动物毁灭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产生严重后果。周晋峰强调，这就是最原始的自然界食物链。
《名录》可以保护栖息地和物种，但这只是一部分。周晋峰建议，一定要加一句，《名录》以外的栖息地和物种，应该保护的都要加以保护。他强调称，“以前光靠《名录》保护，几十年《名录》都不改。现在规定每5年修订一次《名录》，但社会发展日新月异，5年一次的频率依然不能满足现在的需要。此前，绿会起诉了售卖电蚯蚓设备的企业，蚯蚓也没在《名录》里，但是这是必须保护的。”
为何立《野保法》？
加强栖息地保护，建立自然保护地，为野生动物提供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重要、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周晋峰认为，《野保法》立法目的应调整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为首要目标”。“开宗明义要强调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应该纳入到立法文本的卷首。然后应该强调人民的保护为最基本的保护，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不是一个部门或者一些人，不仅仅要特别强调建立保护区要有关部门保护，还必须推动人民广泛参与进行保护。在这个基础之上，关于人民参与的保护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支持。”
周晋峰表示，保护野生动物从就地保护生态系统、自然生境和初级生产力开始并一以贯之，野生动物保护几乎等同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要不断推进主流化、科学化，以利提质增效。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目的是生态文明，是生物多样性，国际上早已有科学的认知。他直言，“不是《名录》的管理，而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栖息地，这才是人类需要保护的。”
对于最重要的濒危物种保护，周晋峰建议应该保留保护野生动物过去的工作模式。不过，更重要的是，野生动物保护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除了濒危物种之外，其他野生动物也应该进行保护。在他看来，野生动物保护的核心思想应该是栖息地的保护，栖息地的保护应该包括国家命名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也应该包括生产生活中的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民参与和保护所有的野生动物以及它们的栖息地。“只有这些方面的思想确立后，相关的工作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
《野保法》如何关联生活生产？
关于新文明、新伦理和新道德，周晋峰建议也应该在《野保法》中有所体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争议冲突发生在动物表演、动物虐待等领域，针对这类现象，《野保法》应该有所涉及。“这涉及野生动物的生态文明的观点和思想，应该在立法上有相对的支持。”
有关产业问题，生物多样性公约也明确保护与利用，但是要如何利用，怎么样利用，周晋峰认为，作为法律，不仅要强调广泛的监督和管理，还应该更多地强调对于新的思想的阐释。“野生动物被抓后圈养起来，包括濒危动物给海洋馆和孵化中心去研究，这些都是应该特别慎重。包括森林的利用，推动森林康养工程这类的事情都应该把保护绿水青山作为前提条件。野生动物是绿水青山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保护绿水青山，保护野生动物应该作为首要的任务，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不是依据生产或者经济需要就可以随便践踏破坏或者逾越的东西。绿水青山是第一位的。”
此外，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诉讼困难重重，切实需要立法保障。“公益诉讼现在很多时候形同虚设，在某地方级的相关法院，绿会曾起诉了一家林草局和医药公司卖穿山甲鳞片，对方明明是进行非法活动，两级法院却没有支持我们。事实上，现阶段，所有的中华穿山甲在我国医药级别上进行使用都是非法的。”周晋峰说。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2年11月上旬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