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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云溪子 享受平等的医疗待遇，是我们的理想，这个理想的实现，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漫画/边峰 不知道是从何时起，医院、医生在我头脑中的形象发生了强烈的撕裂。 很多年来，在我的心目中，医院是最圣洁的地方，医生是最崇高的职业。人生悠悠万事，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生死。而医院、医生，就是直接关系、甚至决定人生死的地方、职业。法院、法官可以决定人的生死，很神圣；但法院、法官只能决定罪犯的生死。而医院、医生则关系着、决定着芸芸众生——包括法官——的生死。由于医生尽职尽责的工作，可以挽救一个国家栋梁之才的生命，可以使一个幸福家庭免于破碎。反之，可以使一个国家培养了多年的人才毁于一旦，可以让一个家庭顷刻间支离破碎。在我看来，医生这个职业，怎么说它的崇高、重要都不过分。 可是，不知道从何时起，医院、医生在我心中的形象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不少我的亲友、同志、同学、熟人，或被医院、医生免除了疾病的折磨，重新焕发了活力，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或被医院、医生挽救了生命，开始新的生活。特别是当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而来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医务工作者逆向而上，冒着自己被感染的危险，没日没夜地舍命工作……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让我一次又一次热泪盈眶。 另一方面，关于医院、医生的负面传闻不断传入我的耳中。开始，我不相信。可一件又一件事在我身边发生，让我不得不信了。我的一个同志得了病，急需住院手术，可是排了一个月，得到的答复是：下个月再看看吧。又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排上。有朋友告诉他，得按潜规则办。于是，他送了一笔钱，不到一周就入院了。 有一个亲戚被检查出肿瘤，需要住院手术。周围的病友告诉他，这里住院送钱一万起价，至于主刀大夫、麻醉师的红包多少，那要视他们的职称而定。这位亲戚不大相信，可后来的事实教育了他，没有红包开路，寸步难行！ 更有甚者。一位外地的疑似癌症患者，千里迢迢进京求医。因为疫情等诸多原因，等了近两个月才挂上一个800元的专家（科主任）号。做了各种检查，这位专家认定患者的病为肺癌，可以收住院手术。有关具体事宜，专家让患者家属与他的助手联系。这位助手在与患者家属联系的过程中，说：要入院做手术，你们得另交一笔钱。家属问：要交多少呢？5000元行吗？助手：你先去打听打听行情再说吧。家属：一万行吗？助手：你们先回去商量商量吧，看看到底能拿出多少钱。 我亲闻此事，八十老翁来了年轻人的火气：这与明火执仗地敲诈勒索有何异？去举报他！患者家属连忙不断作揖求我：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去举报，将来人家知道我们举报了大夫，哪个医生还敢给我们看病呀，那岂不是死路一条了吗？……怎么会是这样！我欲言无语，欲哭无泪。患者夫妇都是退休工人，退休金低 ，哪能拿出多少钱来！听说，后来经过苦苦哀求，那位助手终于“发了善心”，就一万块 ，不过住院得等等，换一个一般大夫主刀手术。 这样的事情一件又一件，让我纠结了好长时间：难道这个难题就没解了吗？有人可能会说：不准收红包、不准私自收受患者或患者家属的钱，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是呀，如果这个办法能解决问题，那当然再好不过了。可是，这样的规定作了一次又一次，三令五申，问题解决了吗？不仅没解决，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何以如此？除了道德上的原因之外，优质资源短缺、优质资源没有优价，是重要原因。 终于，我从挂号费的调整中得到了启发。据说，为了体现优质资源的价值，优质优价，医院的挂号费（实际上也就是看病费）做了调整，一般号、副主任医师号、主任医师号、专家号、知名专家号，价格不同，从几十元，到几百元，直至近千元。我想，既然看病可以“按质论价”，住院、做手术为什么不可以？ 于是，我突发奇想，干脆，住院、做手术也来个明码标价。马上入院多少钱，三天入院多少钱，一周入院多少钱，一月入院多少钱……一个手术，普通医生做多少钱，主任医师做多少钱，专家做多少钱……。把价格明明白白地挂出来，让患者选择。 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不少人出来指责、甚至骂娘：你这不是在替有钱人说话吗？难道有钱人的命才贵，穷人的命就贱吗？你的亲朋好友们大多不是有钱人，你的良心让狗吃了！ 不要说别人，我也会这样问自己！可是，不明码标价，就一定对没钱、少钱的人有利吗？黑箱操作，暗中讨价还价，可能会付出更多，更难、更误事！按理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不仅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在社会生活上也应该是平等的。可是，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能不面对现实。一些偏僻农村还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和城里人相比，平等吗？小城镇的居民与大城市的人相比，平等吗？城里的普通百姓与那些高收入者相比，平等吗？在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差别、行业间差别还比较大的时候，完全的医疗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 别说我们，即使在那些标榜为全民免费医疗的发达国家，真的就实现了医疗的完全平等了吗？事实告诉我们，都有药吃、都有医生给看病，可能是“平等的”；但吃什么药、什么样的医生给看病、住什么样的医院，那就差别大去了，根本无平等可言！ 享受平等的医疗待遇，是我们的理想，这个理想的实现，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以为，在这个过程中，明码标价，不失为解决住院难、做手术难的一种过渡手段。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恐怕不得也而需为之。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2年11月上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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