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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小康》上旬刊
  栏目:宏观
宏观:入世20年 从新科成员到自由贸易旗手

★文 /消息

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梅新育

  在入世后经济贸易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上,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不可避免进入在更高层次上“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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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是中国入世20周年。弹指一挥间,中国从世贸组织新科成员成长为全球贸易体系当之无愧的自由贸易旗手。

  成就斐然的20年

  从入世前后中国经济贸易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入世毫无疑问是全球经济贸易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故事之一。

  入世前夕的2001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2662亿美元,占当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值的4.3%,全球排名第六,落后于美国(7308亿美元,11.9%)、德国(5708亿美元,9.3%)、日本(4035亿美元,6.6%)、法国(3218亿美元,5.2%)和英国(2731亿美元,4.4%)。入世短短8年,中国便在2009年超越德国,登顶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至今再无别国能够超越,且领先幅度日益拉大。到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高达25904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值(170700亿美元)的15.2%,同年美、德、日该项指标分别为8.4%、8.1%和3.8%。今年1—10月,中国货物贸易出口2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32.3%,在全球主要经济贸易大国中仍然一骑绝尘。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以来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出口中所占份额基本上已经接近二战后、1950年代初美国达到的高峰。1948年,美国占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市场份额高达21.6%,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欧、日本工业生产和出口尚未从毁灭性的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到1953年,欧洲、日本等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开始走上快速增长轨道,美国占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市场份额便下降到14.6%,并在此水平稳定多年。中国1948年在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市场所占份额仅有0.9%,2015年提升至14.2%。

  在入世后对外贸易超高速发展的带动之下,中国制造业和经济规模急剧扩张。2001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84152亿元,2020年已达1083658亿元,同期中国GDP规模从110270.4亿元上升至1015986亿元。

  迈向全面对外开放新时代

  在入世后经济贸易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上,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不可避免进入在更高层次上“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历史进程。

  为什么要这样?从社会形态发展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就必然要求是一种开放经济。中国起步于相对落后状态,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在工业化起步之初不得不对本国市场实施了较高程度的保护,但保护不是目的,只是阶段性工具。随着中国国内产业发展日益成熟,随着中国以远超世人预期的出色成绩克服一个又一个掣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缺口”,我们已经在70年发展中极为出色地完成了后发国家工业化“赶超”任务,绝大多数产业部门已非昔日需要一定保护的幼稚产业,而是已经成熟;不需要继续高度保护,而是需要引入新的更多竞争压力,以求保持其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客观上需要不断与时俱进,适时超越更强调通过贸易保护推动国内幼稚产业发展的时代,转向更强调扩大开放的时代,扩大对外开放,包括销售市场开放,也包括股权开放,通过更大规模利用国际市场的投入品来保持国内制造业和其他产业的成本竞争力,通过分享中国成长的机会来引导外部贸易伙伴与中国市场、中国规则接轨,通过引进竞争压力的“鲶鱼效应”强化国内市场竞争,保持国内产业的活力。

  我们从保护时代转向开放时代,是以中国经济总量和中国大企业群体崛起为基础的。在宏观层次,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我们国内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足以直接承受住外部经济冲击的考验,而无需在日常借助于保护手段。在微观层次,我们之所以可以在更多的产业领域向外资开放企业控股权而不至于担心损害本国经济安全,一是因为目前我国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企业体量在全球同行中已经名列前茅,无需担心外资能够轻而易举收购控股,纳入自己的序列,进而操纵中国这一产业;二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运用、发展国家安全审查、“金股”(拥有一票否决权的股票)等制度。

  更高层次“以开放促改革”实质上是“自我革命”

  在更高层次上“以开放促发展”,进一步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也是因为我们需要扩大利用廉价、高品位的国外原料、能源,以求保持我们国内制造业和其他产业的成本竞争力。作为一个资源禀赋并不充裕的国家,中国工业化成就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国内原料、能源日益丧失成本竞争力,再与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趋势结合,对我国制造业和其他下游产业成本竞争力的打击日益凸显。中国国民经济基础是下游制造业而不是上游资源产业,要保持下游现代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我们就需要尽可能消除上游原料、能源投入成本高出国际市场的部分。

  不仅如此,长期的和平繁荣不可避免会孳生出一系列垄断性分利集团,保护政策之下成长起来的产业完全有可能孳生惰性而沦为国民经济吸血虫。是在保护羽翼下持续沦落,还是敞开大门经受开放经济风吹雨打,从而建立强劲的国际竞争力,能够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正面贡献?我们的许多产业面临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从反腐败到今年反垄断的一系列作为,客观上打破了一段时间以来孳生的一系列垄断性分利集团。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内对外扩大开放,可以消除尚存的垄断性分利集团或其萌芽,抑制已被打破的垄断性分利集团复发,为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注入新的奋斗朝气。

  勇担自由贸易旗手

  放眼全球,我们看到,整个国际经贸、政治体系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贸易生存、发展于其中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不仅多年停滞不前,而且面临被撕裂的潜在风险,而企图撕裂这一体系的主力,恰恰来自昔日主导建立这个体系的国家。国际经贸赖以运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也深陷紊乱,面临巨变压力。

  经历了核心货币国家一轮又一轮非常规财政货币政策一次又一次践踏、取消一切他们曾经自我标榜的纪律底线,我们不能不认真思考: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变局究竟是1960—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还是1930年代金本位的覆亡?

  目睹全球经济长周期步入低增长、高波动阶段,目睹“反全球化”呼声的高涨,我们不能不自问,19世纪末的保护主义浪潮曾经最终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曾导致1929—1933年大危机杀伤力和传染性急剧放大,最终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前的世界是否会重蹈覆辙?

  作为第一出口大国、第二进口大国,中国需要多层次一体化多边、区域、双边贸易体系,其中多边贸易体系是核心。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中国没有必要也不愿意充当现行多边贸易体系的革命者,只希望扮演这个体系的改良者。问题是现行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发生系统性巨变的风险正在与日俱增,持续快速积累,中国一方面要力保现行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另一方面又要为这一潜在系统性风险做好必要的防备。为此,我们需要建立并持续扩大以我国为核心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而主动有序扩大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经济,就是建立发展这一体系的必要条件。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1年12月上旬刊



 
编辑:李煦
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2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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