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刘彦华

　　中心区域只有将它的低端产业、要素转移出来，才有更好的空间去发展高端产业，同时实现中心区域的转型升级和周边区域的水平提升。因此，“聚中有散”局面的出现，无论是对于促进共同富裕，还是对于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都是一个重大机遇。

　　“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看，聚散之力的不断变化决定着经济地理空间演化，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聚中有散’的阶段。可以说，共同富裕的强调，恰逢其时，恰到好处。”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圆满完成后，我国又踏上了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开启了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倪鹏飞，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领域著名学者，连续18年领衔《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研究，在接受《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采访时详细解释了他这一判断背后的发现与思考。

　　聚中有散，是机遇也是挑战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符合空间经济学的发展规律。”倪鹏飞分析称，空间的发展，是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是聚集力，一个是扩散力。经济在起飞或者发展的时候，大量资源、要素，特别是高端要素，都会向着一个增长极聚集，从而实现个别重点区域的快速发展，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或者聚集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会出现负外部性，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市场主体也因为成本过高等原因，催生了向外扩散的需求。此时，生产要素由中心区域向周边地区扩散，不仅可以继续保持中心区域向前发展，还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也就出现了一个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的阶段。

　　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好应验了这一发展规律。前期先是重点区域例如沿海地区、一线城市等，在聚集的力量推动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当城市化水平跨过50%以后，这些重点区域逐渐开始出现各个层面负外部性大于正外部性的情况，成本不断上升，城市病问题凸显，于是向外扩散的局面开始出现。

　　“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已进入‘聚中有散’的重要节点。”倪鹏飞指出，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东部地区在转型升级的同时，向中西部特别是中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中部崛起战略的成功正是这一规律使然。二是一线城市开始向二线城市、强二线城市扩散，一些二线城市迅速崛起，例如南京、武汉、成都、重庆、武汉、合肥、长沙等。三是原来的中心城市开始出现都市圈和城市群，这实际上也是中心城市向外扩散所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四是一些先发区域巨型经济区崛起，即城乡之间聚中有散。这些经济区不仅包含着大城市、中小城市，还包括小城镇及农村，这些区域的城市与乡村实现了双向流动，即乡向城聚集与城向乡扩散，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实现一体化，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区、成渝经济圈等已现端倪。

　　与此同时，倪鹏飞观察发现，“聚中有散”还具有大聚小散、高聚低散等特点。大聚小散即大尺度聚集、小尺度扩散。大尺度聚集，就是全国的要素仍在向东部地区的几个中心城市聚集，小尺度扩散就是出现了都市圈、城市群。高聚低散则是指高端要素、高端人才仍在继续向东部地区中心城市聚集，相对低端的产业、要素等开始向中西部、向大都市周边的二线甚至三线城市扩散。

　　中心区域只有将它的低端产业、要素转移出来，才有更好的空间去发展高端产业，同时实现中心区域的转型升级和周边区域的水平提升。因此，倪鹏飞直言，“聚中有散”局面的出现，无论是对于促进共同富裕，还是对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都是一个重大机遇。

　　需要注意的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在他看来，最大的挑战在于，从市场的角度看，由于中心区域过度聚集，成本上升，市场主体存在向外扩散的要求或动力，但市场主体的行为还要受到政府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支持。如果周边区域不能提供满足市场主体需要的配套公共服务或者公共产品，市场主体很可能会放弃向外扩散，从而使得中心区域和周边区域丧失实现双赢的机会，严重的话，可能加大中心区域和周边区域的分化，甚至导致双输。

　　“这方面，正面、反面的经验教训都有，特别是反面教训，拉美地区的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市与区域间的两极分化陷阱，他们实现了聚集，但没有实现扩散，直到现在还是二元结构，分化严重。”不过，让倪鹏飞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已经出现了“聚中有散”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横向在扩散，纵向在分化

　　在聚散之力的作用下，城市群成为我国实现多重发展目标的战略高地。其中，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城市群和国家核心增长极。对于近几年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倪鹏飞给出的评价是，“有一定的进展。”理由是，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在联通，跨境交通网络在规划，跨境基础设施投资管理主体在成立，针对疫情防控、污染治理等事项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区域治理协调合作框架,尤其是雄安新区的建设也在按序进行。

　　在全国范围内，北京的资源禀赋数一数二，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展与它应有的表现还有一定差距。“最大的问题在于产业绝缘。”倪鹏飞分析称，京津冀的问题与行政地理有关，也与北方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的土壤有关。一般来说，城市群之间的产业应该具有同构性，产业链分工应该互补，但是由于战略思维存在问题，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在战略选择上往往都只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找自己的发展优势，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按照空间经济学，北京的资源要素禀赋、区位优势等都应该纳入周边城市的战略考量，用广义的比较优势来确定它们的发展战略，但事实上它们并没有这么做。结果就是，河北虽然离北京很近，但它的产业却离北京很远。”

　　相比较而言，从空间配置来看，长三角地区整个产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人口较为匹配，转型升级节奏把握较好。倪鹏飞指出，“长三角的扩散正在从小长三角向大长三角逐步推进，发展形势更为喜人。”

　　最让倪鹏飞欣喜的是中部城市的崛起。“我们研究发现，在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中，中部崛起是最成功的。具体表现就是这个区域多个城市进入了加快崛起的轨道，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位于全国前列，经济份额占全国的比重明显提升，还出现了人口回流的现象。”

　　究其原因，倪鹏飞认为，主要还是聚散之力在发挥作用。受聚散之力影响，东部、南部地区的产业、要素、资源、资金正在向中部扩散，这大大助推了中部的崛起。“‘东中一体’即东部向中部扩散，符合空间发展先聚集后扩散的规律，也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机会。中部和东部不仅空间范围广，而且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绝大部分。促进‘东中一体’，可以使东部与中部相互分享外部性，在促进中部地区持续崛起和转型的同时，推动东部进一步增长和升级发展。”“东中一体”这一横向扩散的典型例证是近年来安徽的崛起，表现为安徽的人口回流和产业迁入，安徽既在中部又在长三角。

　　在关注资源、产业从东向西横向扩散的同时，南北之间的纵向分化也引起了倪鹏飞的高度关注。据他观察，先是东北经济放缓，然后是华北，并且不断向南推进，直逼长江线即北纬31度线。同时，从2018—2019年全国城市经济竞争力排名变化看，北纬31度以北地区总体都在下降，并且东北、华北地区下降的幅度还很大，南方城市总体在上升，北方城市平均下降了6.2位，南方城市上升了6.6位。最新数据显示，城市经济总量前十名中只有北京这一个北方城市，也就是说北方只有北京这个一枝独秀的强大发动机。

　　顺应聚散规律，共克发展难题

　　“这种持续加深的南北分化和南升北降的趋势，不是人们期待的区域协调发展，而是不协调的表现。”倪鹏飞分析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从历史上看，距离政治中心越近的地方，商业观念越薄弱，距离政治中心越远的地方，商业观念越强。相比南方，整个北方的重商观念较弱，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较大。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北方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发展较弱，改革包袱也更重。

　　其次，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加入了全球产业链。这意味着所有的产业和相关要素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布局，导致国内的产业链、产业空间发生了重大调整，进而使得我国的经济地理发生了重塑。原本繁荣的地区可能出现衰败，一些边缘地区借势崛起，出现地区分化。具体表现就是南部沿海地区借着区位优势、重商的软环境优势，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经济中心，而北方这个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中心，除少数沿海城市外，大多数城市未能成功加入全球产业链而日益边缘化。

　　再次，北方的经济发展的战略路径与南方不同。南方走的是工业化促进城市化道路，具有可持续性。北方实施基础设施和土地城市化驱动增长战略，采取加杠杆和大量举债的方式，这种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在控制金融风险的背景下，经济增速下降具有必然性。再加上资源条件不同带来的环保压力不同，由于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政策调整，北方绿色GDP增长可能更低一些。

　　“聚集力与扩散力正在多维角力。”如何抓住“聚中有散”的机遇，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倪鹏飞认为，一方面要引导横向扩散，另一方面要适当阻止纵向分化，让北方经济得到恢复。

　　具体而言，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还没有完成聚集的过程，还要继续促进它的聚集，促进中心城市的发展。所以这些地区要做的是改善基础设施硬环境和营商环境软环境，一方面吸引周边要素、资源向它聚集，另一方面承接发达区域向它进行资源、要素扩散，借助聚集和扩散两种力量，推动中心城市的发展。

　　北方已经实现聚集的区域，例如北京，则要加快与周边区域的融合，改善自己的基础设施硬环境和营商环境软环境的同时，也要注重构建多中心的都市圈，然后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群，有效疏解中心城区的低端要素、产业，继续聚集更多的高端要素产业，推动自身功能转型升级的同时，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即使在共同发展的背景下，还是需要中心城市这个龙头来带动，所以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都亟需解决一个重大问题，也就是房价过高的问题。对于一个中心城市而言，房价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可以催生市场主体外移动力，但如果太高的话，则可能导致产业的空心化。倪鹏飞认为，目前国家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并已经在采取相应措施，相信局面能够得到扭转。

　　倪鹏飞表示，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之所以喊得多做得少，就是因为虽然大家都知道一体化发展可以实现双赢、多赢，但究竟谁赢得多、谁赢得少，谁先赢、谁后赢，没有量化。因此，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完善区域治理体系，建立合作机制，在合作的过程中，对成本的分摊和利益的分享进行量化明确，从而确定共建方式和彼此的投入。“关键是要把成本分摊、利益分享的问题说清楚，激发各个地方自我发展和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1年11月上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