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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小康》下旬刊
  栏目:往事
往事:打开“红色密档”探寻传奇往事

★文 /简宏妮

  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简宏妮

  在贺页朵写下这份入党誓词的90年后,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这份珍贵的入党誓词,连同它背后的故事,一起走进了一部名为《红色密档》的纪录片。

往事:打开“红色密档”探寻传奇往事

  还原 《红色密档》摄制组足迹遍及全国20多个省份,遍访各地档案馆、纪念馆以及红色地标50余处,拍摄素材近1万分钟,拍摄珍贵档案近千份,采访嘉宾近百人,只为真实还原一段段伟大岁月和传奇故事。供图/《红色密档》摄制组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珍藏着一份入党誓词:“牺牲个人,言首秘蜜(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一份24字的入党誓词,有5个错别字,但却无比珍贵——它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入党誓词,宣誓人贺页朵,是一位来自江西省永新县北田村的普通农民。

  在贺页朵写下这份入党誓词的90年后,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这份珍贵的入党誓词,连同它背后的故事,一起走进了一部名为《红色密档》的纪录片。

  当尘封的档案袋被一个个打开,犹如一扇扇历史的小窗被推开,数千份档案不仅拼凑出历史的模样,还激活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档案里的往事、在战争年代保护档案的人,都从档案里走了出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出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北京发现纪实传媒有限公司承制,携手中央档案馆共同制作的纪录片《红色密档》国庆节期间在CCTV—9纪录片频道播出。

  北京发现纪实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池建新是知名纪录片人,也是《红色密档》制片人。他介绍说,《红色密档》共5集,每集50分钟,以一系列极具代表意义的相关档案为切入点,聚焦于大的时代背景下档案背后的真实故事。节目通过寻访者、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的视角,运用悬念叙事的手段,拨开层层迷雾,还原一段段伟大岁月和传奇故事。

  本片制作过程历时一年半。从2020年初开始,10个摄制组在全国各地同步拍摄,足迹遍及20多个省份,遍访各地档案馆、纪念馆以及红色地标50余处,拍摄素材近1万分钟,拍摄珍贵档案近千份,采访嘉宾近百人,最终以接近40:1的超高片比浓缩为成片的250分钟。

  从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近现代的风云、先驱们的披荆斩棘、革命者的前仆后继尽显荧屏。

  一个农民的入党宣誓书

  贺页朵1927年投身革命,曾任乡农民协会副主席。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他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1月25日,贺页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入党宣誓仪式是在他工作的榨油坊进行的。

  贺页朵识字不多,这份布质的、有错别字的入党誓词,成了他人生的座右铭。无论斗争多么残酷、环境多么险恶,他都勇敢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1934年,贺页朵在一次伏击战中负了重伤。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坚持斗争,后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写有入党誓词的布条用油纸包好,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1949年8月,贺页朵盼来了解放,他取出写着入党誓词的布条庄严地对家人说:“我入党时,介绍人反复嘱咐,宁愿杀头,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从入党到解放有十多年了,我没有告诉你们,因为这是党的机密啊!”1951年,中央派慰问团到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时,贺页朵将这份珍贵的入党誓词亲手交给慰问团负责人。

  谢觉哉看到这份入党誓词后,于1956年7月1日写下一篇《一个农民的入党宣誓书》。文中这样说:“贺同志在写这张布质的入党宣誓书时,不是照着底稿写,而是记熟了这几句话。他虽然写了一些别字,这些别字并不减少它陈列在革命博物馆的意义,倒使人感到它忠实、可爱、可贵。”

  贺页朵的孙子、退伍老兵贺佐武回忆:“我爷爷经常跟我们说,做人要不怕吃亏,做事要不怕吃苦,要老老实实做人,永远跟党走。”如今,贺页朵曾经工作生活的榨油坊前的誓词广场上,经常可以看到当地干部群众和民兵组织的入党宣誓仪式,他们重温革命先辈的战斗故事,从党的誓词中汲取奋进力量。

  “挑夫少将”龙开富和贺页朵同一年投身革命,在新中国的开国将帅中,龙开富是非常独特的一位,他最出名的并非是在战场,而是用一生陪伴毛主席,用生命书写了忠诚二字。

  长征途中,龙开富是毛泽东的警卫员,除了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当挑夫,把前敌委员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文稿挑在肩头。一根扁担、两个皮箩是他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标配”,无论是爬雪山还是过草地,他始终秉持着“命在文稿在”的信念,最终把这些极为重要的文件和书稿安全地带到了陕北。

  因为不识字,龙开富肩上的扁担也有“出错”的时候。

  打下遂川后,龙开富从县衙一个小房间里给毛泽东挑回了一担收税用的田亩书册——毛泽东曾交代,部队打到哪里都要找报纸、找书、找文件给他看。龙开富认真执行,但因不识字,挑回的却是收税用的田亩书册。毛泽东因此摇头说:“小龙呀,干革命没文化可不行,我来教你识字。”井冈山时期,纸张匮乏,毛泽东就把自己和别人抽烟剩下的废旧香烟盒收集起来,裁成方块,每个方块写一个字,一天一个字教龙开富以及其他几个警卫员认。

  龙开富离世后,后人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书桌上除了永远不变的一套《毛泽东选集》,就是密密麻麻的工作笔记,这是宝贵的记忆,也是随着革命成长的见证。

  纸间真情,大时代背景下的家国情怀

  “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

  以上内容摘自一封私人信件,写信人是朱德——当时的八路军总司令,收信人是好友戴与龄。这封写于1937年11月29日、落款处地址是“晋洪洞战地”的借款信,让人们感受到了朱德当时的焦虑心情。

  戴与龄小朱德两岁,是仪陇县马鞍人,彼时正在泸州开药店。他和朱德一同参加过科举,也一起在军中共事,朱德万里寻党、在德国和苏联学习期间,戴与龄多次接济朱德。他们密切合作、坦诚相待,论公论私,都是惺惺相惜的挚友。

  这封承载着报国之志、孝母之心和勤廉之德的特殊信件,字里行间透出的恳切和无奈,深深感染了戴与龄。戴与龄接信后立即给朱母寄去200元,使饥饿中的两位老人渡过了难关。

  大时代背景下,革命者全身心投入事业,甚至献出生命,但革命者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儿女情长。

  对于居住在京津一带的人们来说,1949年的春节是在平津战役的炮声中迎来的。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三,北平和平解放。时任华北野战军第66军炮兵团二营营长的宋云亮也参加了平津战役,但由于北平和平解放,他所在的部队没有打仗,而是住在城北昌平待命。

  2月13日,农历正月十六,他们受守城部队的邀请进城参观。这是宋云亮第一次来到北平,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见闻使他彻夜难眠。在下榻的国民饭店的客房里,他提笔给未婚妻胡玉华(玉花)写了一封信。信的末尾他说:

  “玉花,我想向上级提出我们的结婚问题,你同意吗?不过现在还没有提,等以后提了,上级作了答复再告诉你吧!”

  这不是宋云亮第一次给未婚妻写情书,在解放战争的三年里,宋云亮与胡玉华尺牍频繁,鸿雁往复。随着漫长的书信来往,感情也日益加深。

  这封情书寄出的7个月后,宋云亮奉命从天津开赴北平,参加开国大典的大阅兵。不久,他的结婚申请得到了组织的正式批准。1949年10月24日,两人举行了婚礼。

  如果说宋云亮写给爱人的信件,让人看到了爱情和希望,那么赵云霄狱中写给女儿的绝笔信则于坚毅之中透着巨大的悲伤。

  “启明我的小宝贝:你的母亲在你才有一月又十几天的时候,便与你永别了……小宝贝!我很明白的告诉你,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且到俄国读过书……小宝宝!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负你父母的期望……”

  湖南省株洲市的一栋居民楼里,76岁的陈树勋戴上老花镜,手捧一张泛黄的照片,一字一句读着。照片翻拍了一封信,正是赵云霄牺牲前写给在狱中降生的女儿的。信没读完,陈树勋泣不成声,再也读不下去了。

  陈树勋是赵云霄的丈夫陈觉的侄子,他一出生就被过继给了两位早逝的烈士。1959年,国家征集革命文物,他将赵云霄和陈觉在狱中写下的两封遗书交给政府。当时,工作人员将遗书拍成照片,留给了陈树勋。这些照片,他珍藏至今。

  小启明有没有像赵云霄期待的那样,好好长大成人?这个问题让陈树勋沉默了良久,他才慢慢说道:“体弱多病的启明姐姐被接回家后,在11个多月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不久就夭折了。”醴陵市烈士陵园里一幅纪念赵云霄的油画,还原了她临刑前的场景: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赵云霄把女儿紧紧搂在胸前,喂过最后一次奶,她轻轻放下小宝宝,擦干泪水,镇定地走向刑场……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3岁。

  在寻访中致敬历史

  如果不是因为要找爷爷,69岁的共产党员来芬琴不会跋山涉水来到北京,又从北京辗转到达绥芬河。她的爷爷就是参加中共六大的5位浙江代表中的一员来耀先,但是这么多年,爷爷的革命历程始终不为家人所知。她还有一个心愿,“希望能找到爷爷的照片,看看他长什么样子”。

  来耀先1893年出生在长河咸字里一户贫农家庭。时值清末,国家屡遭侵略,积弱贫困。迫于生计,来耀先只能投师学习剃头。好学的来耀先,很快学成出师,并开了自己的门面——“坤记理发店”。时间一久,大家就都管他叫“剃头阿坤”。

  1921年,中共早期党员沈定一回到萧山衙前村,并在9月宣告成立衙前农民协会——不久,萧绍平原上,10万农民参加的衙前农民运动爆发。来耀先本来平凡无奇的一生,因此改变。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

  此时的“阿坤”早已不再是个普通的剃头匠,他被推选为党代表——浙江省唯一的农民代表。他与省内另外4名代表假扮商人,从绥芬河出境,冒着生命危险,不远万里穿越茫茫西伯利亚,奔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

  六大结束后,来耀先到长河井山坞,一边养病,一边传播六大精神。后来,他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展工作,在上海时不幸被反动派杀害,年仅42岁。

  来耀先去世后,他的儿子一辈子在探寻他的革命事迹,儿子去世后,孙女来芬琴接捧此事,并最终完成任务。虽然没能找到爷爷的照片,但她已经在绥芬河看到了爷爷当年参加六大的行程,也知道了爷爷在会上的发言。重走在雪雾蒙蒙的中俄边境森林里,来芬琴好似和爷爷的灵魂相遇。

  《红色密档》还采访了一些档案馆、博物馆的管理者以及一些重要档案的研究者,因为他们的讲述与还原,这些历史档案里的故事,愈发鲜活动人。

  朱国明,曾在上海市档案馆从事档案研究工作40多年,因为工作的关系,对于中央文库在当时上海发生的事情,他做过系统的研究。跟随朱国明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看着很多历史故事的发生地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他的讲述,中央文库最早的一批守护者,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堪称“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揭开了面纱。

  1942年夏,在上海成都北路972弄3号,新开张了一家“向荣面坊”。面坊的老板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名叫陈来生。白天,陈来生在店里做面、卖面,一到晚上,就偷偷跑到城郊,还多次秘密穿越日军的封锁线。一个小生意人,为什么要去冒杀头的危险呢?

  陈来生本姓甄,出生于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改名陈来生。当时,他对外的身份是“向荣面坊”的老板,而在党内,他的真实身份是党中央“一号机密”的保管人。

  1949年9月初,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门前,押着胶轮车的陈来生将中央文库送到此。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

  陈来生是中央文库最后一任保管员,如今的“向荣面坊”所在地早已不复当年模样,但他在此斗争的事迹,却永远不会磨灭。

  《红色密档》中所涉及的档案,不仅包括中共历次重要会议的决议、发言稿、电报,还包括书信、日记、报刊、录音、影像等众多品类。其中,有48份档案资料属首次向媒体公开。例如,1927年8月9日毛泽东参加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的发言原稿、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撰写的《井冈山的斗争》原稿等。依托这些档案,《红色密档》勾勒出了从建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的宏大历史,既有放眼百年的理论高度,也有感人至深的人物故事。它们或惊心动魄,或温情隽永,或宏伟壮观,或感人至深。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而这部纪录片正是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一份礼物。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1年10月下旬刊

 
编辑:李弋
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21-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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