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赵狄娜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构成，社会的稳定、有序与和谐关乎国计民生的兴旺繁荣。《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通过采访与梳理，结合专家意见与地方实践，总结出社会治理的十大地方路径。

摄影/TUCHONG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构成，社会的稳定、有序与和谐关乎国计民生的兴旺繁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包括“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同时要求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是党中央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

　　《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通过采访与梳理，结合专家意见与地方实践，总结出社会治理的十大地方路径，希望以此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夯实“中国之治”的基石。

　　路径1：

　　激发保障“多元共治”积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傅昌波表示，要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目标，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畅通和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在江苏省常熟市，常熟琴川街道“城市之光”小区曾面临着非常典型的基层治理困扰：物业服务质量不高、业委会作用发挥不明显、公共设施损坏严重、小区绿化杂草丛生、物业费缴纳比例极低。自2018年开始，小区试点实施“先锋管家”项目，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公司“三位一体”，担负起“管家”职责，扎实开展小区整体环境提升以及先锋楼栋、红色会客厅建设，实现了三个“90%”的转变——物业费从欠缴100多万元变为缴纳率90%以上，小区问题整改率超90%，居民对小区管理工作满意率达90%以上。去年，小区以“上下联动、多元共治”为亮点，荣获2020年度党建引领物业管理服务工作省级示范点称号。

　　比起“一元主体”模式，“多元共治”具备很多管理主体，能够融合发挥出各自的优势特点。傅昌波指出：“建设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核心是坚持在党委全面领导下，统筹整合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力量，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更加注重运用协商、契约、道德、习俗等社会治理内生动力，同时积极推进市域信息基础设施联通、平台贯通、数据融通，提升多元主体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治理社会风险、化解社会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路径2：

　　畅通百姓维权通道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国内消费维权的难点和痛点一直亟待破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对扩大消费、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优化消费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在消费维权领域方面善于总结、勇于创新、大胆尝试，于全国首创消费维权调解结果在线司法确认机制，实现“云调解”“云确认”，开发应用了消费维权一体化信息平台，智能化分发、反馈，最快1小时完成消费纠纷处置，进一步推动消费维权效能最大化。

　　山东省临沂市市场监管局畅通市局、县区局和基层所三级消费维权渠道，推动投诉举报工作线上线下、系统内外全覆盖，创新实施全国12315平台、12345热线平台数据对接，建立了“一条热线分流、一个中心服务、一套流程处理、一套办法考核、一个平台支撑”的工作平台。

　　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朱剑桥曾建议，细化《消法实施条例》规定，力求专业化、信息化、网络化、规范化、国际化，助推打造消费维权社会共治2.0。此外，针对网络消费领域算法应用中存在的“大数据杀熟”、竞价排名、刷单虚假评价等现象，加强对网络消费领域算法的研究和规制，促进其合理应用，有效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路径3：

　　打通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事项办理

　　长期以来，不少基层社会治理机构受资金、人员、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制约，难以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优质化、科学化和人性化的社会服务和利益诉求；行政审批效率低、办事材料繁杂、部门相互扯皮等是企业、群众到政府部门办事的切实感受。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都提出要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提出让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自2019年末以来积极贯彻落实浙江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多措并举，推进浦江县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实现“多中心”变“一中心”，纪委监委、政法委、信访、公安、法院、检察院等18个部门人员常驻，交通等4个部门轮驻。

　　而浙江省衢州市从群众需求侧出发，在乡镇“属地管理”事项责任清单基础上，从高频、高权重、高需求事项出发，聚焦群众“身边事”、乡镇“头痛事”、部门“扯皮事”，将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县乡联办的事项集成为“一件事”，筛选形成城区机动车违停治理、农民建房服务监管等17项“一件事”先行先试，通过“小切口”破题治理“大难题”。

　　如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政府转型提供了扎实的技术基础。在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看来，现代科技为“中国之治”引入新范式、创造新工具、构建新模式。要把智能化建设上升为重要的治理方式——“智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架构、运行机制、工作流程智能化再造。

　　路径4：

　　健康融入社会治理

　　实现健康中国战略，建成健康与富裕国家，已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健康中国战略既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同时也是对国家现代公共治理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在社会、经济、人口和疾病发展等宏观背景下，健康治理作为公共治理下的重要内容得以逐渐推进，以医药卫生工作为主，社会资本和公民主体逐渐参与，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体现了健康治理层面“大健康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众涌村在顺德社会治理“众创共善”计划项目资金的扶持下，开展“众涌村长者综合服务中心运营项目”，满足了长者的养老需求。据说，老人们可以在这里下棋、写字、玩曲艺，还能享受康复理疗、送餐配餐等服务，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身体健康有了保障，心理健康更不能忽视。近年来，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已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从2021年2月至7月，新会区第三人民医院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已接诊服务2.1万余人次。同时，新会11个镇（街）、20个职能部门、233个村（社区）全部成立服务管理小组，建成率达100%。新会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叶永成说，“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个体心理行为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心理服务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和民生工程。”

　　陆杰华认为，健康中国战略的规划和行动在未来不能保持一成不变。“要积极关注国际社会的健康治理理念和经验的进展，发现有利于健康中国战略成功实施的经验则纳入，不断完善政策体系。”

　　路径5：

　　建和谐家园让搬迁群众住得好能融入

　　在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我国“三农”工作重心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当下，作为社区治理的重点类型之一，易地搬迁及其引发的治理问题，凸显了不同利益的“调和”与联合行动持续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扎实推进，我国易地扶贫搬迁960多万贫困人口，同步新建了约3.5万个安置社区，一揽子解决了搬迁群众的吃、住、行、就医、就学等方面的问题。2020年10月23日，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重点对搬迁社区的治理，解决群众能住得好、能融入的问题，做了安排和部署。

　　走进贵州省黔西市锦绣花都社区，就能看见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社区文明储蓄银行内，不少群众正排队等着兑换积分。锦绣花都社区是黔西市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社区负责人介绍说，针对搬迁群众不同的生活习惯、乡风民俗、观念意识，街道和社区探索推行了“文明储蓄银行”积分制，“以爱国感恩、敬业发展、诚信做人、友善和睦、文明风尚等积分标准，向居民发放积分存折，持存折购物可抵现金，还对各户文明储蓄银行积分开展年度总评比”。类似的举措，正不断满足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类似的例子只是万千易地搬迁社区的缩影。针对搬迁的后续扶持情况，全国政协专题调研组表示，要坚持易地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相结合，高位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坚持产业发展和就业安置并重，建立健全搬迁群众权益保障机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路径6：

　　全民参与环境治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的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华指出，在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重视环境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把各社会主体和社会手段的作用都发挥出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并有效预防和化解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他说，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就是一个典型。“在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一个跨越众乡镇的环保社会组织，针对当地各类工业和农业污染问题，组织开展过几十场利益相关者环境圆桌对话，有效化解了矛盾，推动了问题的解决，成为政府环境执法的有力补充。”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环境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郭红燕认为，加快建立健全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可以有效推动环境治理的进程，“各级政府及生态环境部门应秉持平等共治、开放包容的心态，主动为社会赋权赋能，主动问需、问计、问绩于民，让公众全程参与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积极为社会提供监督参与渠道，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行为，与政府形成强大合力，提高环境治理效能”。

　　多元共治 畅通和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摄影/TUCHONG

　　路径7：

　　乡村治理“治”服民心

　　乡村治，百姓安，才能国家稳。当下时代正呼唤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乡村有效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设“三治结合”（自治、法治、 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既要完善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又要从基层自治着手，不断激活乡村主体的创新力量，为乡村发展凝聚合力。

　　在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内涵的千年古县——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类似的工作早已启动。2019年12月8日，南昌县被列为首批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县。它将乡村治理体系细化成56个小项清单，构建“一三五”推进模式，坚持“一个统领”（即党建统领），坚持“三治融合” （即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坚持“五大导向”（即发展导向、民生导向、共治导向、智慧导向、创新导向），加强乡村治理。南昌县还探索形成了“一单一网一商一榜一代办”模式，即村级小微权力清单、网格4.0管理、实行“三有”协商、 “道德红黑榜”、代办服务平台。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姜晓萍表示，自治、法治、德治是现代乡村自治体系的不同维度，故“三治融合”并非静态的三种治理之道的简单合并，而是要通过机制创新实现“三维”的互动贯通，融汇共生。“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是基础，体现了乡村治理的本质属性和法定属性，激发着乡村治理的社会活力，因此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要融入自治这个根本。法治是保障，维系着乡村治理的社会秩序；德治是支撑，凝聚着乡村治理的精神内核。只有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的三维互动新机制，通过嵌入式互补，集成化推进实现各要素的整合增效，进而充分发挥其系统聚合效能与整体功率，以‘三治’成就‘三共’，方能筑牢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

　　路径8：

　　推动新市民子女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新市民”（进城务工人员）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城市建设的道路上，而他们的子女也跟随父母来到城市辗转上学。怎样才能让“新市民”子女更快更好地接受教育？怎样让他们尽快融入班级融入城市生活？……一系列问题，成为基层治理中的一大难点。

　　在江苏省常熟市，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曾一度让常熟的教育资源“告急”。从2014年开始，常熟就启动实施了新市民积分管理制度并逐年完善，让在常熟务工、经商、学习的外来人口，都可以通过参与常熟建设获取“积分”，享受与本地市民一样的入学、就医等“同城待遇”。到2020年，常熟市新市民子女通过积分管理入读公办小学和初中的人数就达11601人，占当年总申请人数的96.6%。这些孩子与所有本地孩子一样，享受同样优质的教育资源，共同学习，一起成长。

　　同样的还有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在2019年出台《关于扶持民办新市民子女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基础上，2020年全面启动“教育扶智”计划，通过加大扶持力度，推动学校结对，实施“青蓝工程”，推动新市民子女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每一名新市民子女能够就近有学上，上好学。

　　路径9：

　　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创新

　　社区是人们共同生活的家园，是城市成长发展的根基。基层社区治理工作，是社会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2017年6月，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的发布，全国上下都掀起了重视城乡社区、关注基层治理的热潮。

　　近年来，成都市锦江区借着全国上下，特别是成都市重视城乡社区治理的重大机遇，经过前几年基层治理实践和创新探索，在过去成功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三大体制改革”基础上，主动作为，改革创新，在基层治理中广泛推行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服务提升、机制健全、充满活力的共建共治共享新举措，在大力推进成都市“五个转变”和“五大行动”的过程中，率先构建了“舒心美好、生态宜居、安居乐业、蜀风雅韵、善治良序”的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典范，进而形成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锦江模式”。

　　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在水一方社区， “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功能融合、共建共享”早已成为新服务理念。从2016年9月开始，该社区就成立了服务联盟党支部，几年来，党支部以搭建为民服务公益平台为目标，多角度参与社区社会治理，不断满足辖区居民多元化、多层次需求。同时，与阵地建设相融合，联建党群活动服务中心，开展志愿服务。联盟党支部在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穿针引线”，进一步实现服务融合。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表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牢牢抓住基层基础这一本源，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树立强基固本思想，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源下投，建立健全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路径10：

　　“智慧大脑”赋能城市应急指挥

　　新时代总是会提出新问题，社会也同样面临新考验。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做好城市乃至社区的应急防治工作，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至关重要。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第四研究室副主任龙海波看来，应急管理数字化水平亟待加强，建设数字化应急管理体系，应以智慧城市为抓手，构建日常运营调度和应急处置指挥于一体的“智慧城市大脑”，完善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应急管理机制。“智慧城市要以数据驱动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建设‘平战结合、高效协同、相互支撑、按需开放’的数字化应急管理体系。”他说，在设计理念上，应坚持“信息共用、功能通用、项目应用”原则，避免重复建设功能相近、数据割裂的智慧应急子系统，为智慧城市提供统一、兼容、共享的系统架构。

　　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针对群众最为关心的生存环境、警情服务、生命财产安全等焦点，区内充分利用大数据资源，通过持续开发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用系统，不断提升政府工作效率和服务群众能力。通过积极打通数据通道，加快建设综合调度平台，已经形成了集经济运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社会诉求、市场监管六大主题模块于一体的智慧管理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则表示，要保证应急指挥有效，还应完善应急管理全民参与格局，形成多元主体协商合作的互动机制，打造社会有序参与应急管理的制度平台。“接下来应对企事业单位、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进行预防教育，鼓励和组织他们积极参与应急规划和预案编制，不断增强其参与应急管理的能力。”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1年10月下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