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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09月《小康》下旬刊
  栏目:封面故事
青春出发 守望敦煌!择一事,共传承,建高地

★文 /郭玲

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郭玲 甘肃敦煌报道

“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损毁。”即使深知这一点,一代一代的莫高窟人,仍在忘我守护。他们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敦煌研究院有一个传统:一人一窟,指的是研究院的学者,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钟情、最喜欢的一个洞窟,成为其一生中标志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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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守护神 2004年,为纪念敦煌石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常书鸿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国政府和敦煌学界特别为他在莫高窟立像。常书鸿纪念雕像被安放在敦煌研究院办公区的花园内,到此的每个人都会肃然起敬。摄影/郭玲

在领略过莫高窟精美的石窟艺术后,总会有有心人走进一处院落,探寻一个人的人生足迹。

这处幽静的院落,位于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对面,“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十个字,道明了这处院落的“身份”。早年间,这里是敦煌研究院职工办公和生活的地方。

从1943年来到敦煌,到1982年,常书鸿始终住在这里,先后与他相伴的,有妻子、儿女以及众多来到莫高窟的同仁。2004年,为了纪念常书鸿诞辰100周年和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

“敦煌守护神”是人们送给常书鸿的称呼。因为他的到来,开启了莫高窟保护、研究和弘扬的新篇章。 

大漠的召唤

敦煌研究院收藏着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中,常书鸿和张大千等几位友人并肩而立。拍下这张照片的时间是1944年,照片备注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成为首任所长。对于莫高窟来讲,这是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莫高窟四百多年无人管理、任凭破坏和偷盗的历史的结束,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年,常书鸿40岁,距离他第一次邂逅莫高窟已有9年。9年前那次命中注定的邂逅,彻底改写了常书鸿的人生。

1935年,31岁的常书鸿正在法国留学,作为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最著名的中国学生、油画大师劳朗斯的得意门生,他在当地已经颇有名气,与妻女过着安逸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边的小书摊上发现了一套《敦煌石窟图录》,里面是伯希和1907年在莫高窟拍摄的壁画和塑像的照片。熟读中外美术史的常书鸿大吃一惊,循着书中的线索来到吉美博物馆——这里收藏了被伯希和带到法国的220幅敦煌藏经洞绢画。看到这些真迹,常书鸿震撼无比。他惊讶于,在西方立体化的油画之外,竟然还有这样一种绘画传统,只凭着单线条的勾勒,就能够传递出摄人心魄的力量。似乎冥冥中有一种召唤,他不顾妻子的反对执意回国,到重庆国立艺专任教。其间,常书鸿无时无刻不在憧憬着那个令他惊叹的艺术世界。

1943年,回国8年后,常书鸿终于踏上了莫高窟的土地,从此再没有离开,即使经历了妻子的离开,也没有动摇他坚守的信念。他成为第一代莫高窟守护者的“领头人”,并在此后的数年间成为莫高窟人的“精神领袖”。

常书鸿担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的那一年,27岁的段文杰正在重庆国立艺专读书。张大千在重庆举办临摹敦煌壁画的展览,让学习西方美术的段文杰大为震惊,他下定决心,毕业后要去敦煌看看。

在这一刻,常书鸿与段文杰——敦煌研究院的两任院长,他们的人生即将在茫茫大漠里发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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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说历史 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门匾上还留有“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字样。 摄影/鄂璠

“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段文杰如此描述自己初到敦煌时的情景,他急切地钻进每一个洞窟,探索令他着迷的一幅幅壁画。

在常书鸿的感召下,从1947年开始,来到这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史苇湘、欧阳琳、李承仙、孙儒僴……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荒寂的大漠中,这些满腔热血的年轻人整日整日地在洞窟中临摹壁画。

作为美术组组长,段文杰提出临摹壁画的新规定:为了保护壁画,禁止把纸拓在壁画上临摹,禁止触摸壁画,禁止使用蜡烛。

段文杰一生共临摹各类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手绘面积达到140多平方米,这一纪录在敦煌研究院至今无人打破。他临摹的第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是敦煌研究院为数不多的壁画复原临摹作的代表。现如今,第130窟内的壁画已经漫漶不清,这幅临摹品便成了认识这幅壁画的重要依据。

“在不寐的长夜里,忽而,我脑中又呈现出一幅幅风姿多彩的壁画、那栩栩如生的塑像,继而,我又想到第245窟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它那粗犷的画风与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地冲击着我。我想,萨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常书鸿曾在自传中这样写道。这不仅是他,也是众多莫高窟人的心境写照。

莫高窟的宕泉河畔,漫漫黄沙中,有一处宁静的墓地,常书鸿、段文杰两任敦煌研究院的老院长都安葬在这里。围绕在他们周边的,是与他们一起走过艰难岁月的敦煌研究院的老同仁。每到清明,敦煌研究院全院上下都会到这里扫墓。站在墓地望向远方,依稀可见九层楼的轮廓。他们生前与身后守望的,始终是那片心中的“乐园”。  

留在莫高窟

“我常说自己几次想离开敦煌都没有离成,敦煌是我的宿命。”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第三任院长樊锦诗在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中,这样描述自己与敦煌的奇妙缘分。

1962年,樊锦诗第一次来到莫高窟。那一年,她24岁,正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读大三。

1962年也是莫高窟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周恩来总理批示拨出巨款,启动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为了配合大规模的加固工程,需要在窟前进行考古遗迹的发掘清理,但是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并没有专业考古人员。常书鸿希望北大可以调一些考古专业的学生来参与,樊锦诗被选中了。

“正是1962年的这次实习改变了我的命运。”尽管那次实习还没结束,樊锦诗就因为水土不服离开了敦煌,但是第二年的毕业分配,她还是被分到莫高窟。父亲担心樊锦诗从小体弱多病不能适应,为此写了一封信希望她向领导转呈。樊锦诗却坚信“国家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于是那封信被她默默留了下来。

其实,她后来坦言,还有一个美好的希望支撑着她:“三四年后,学校会分配新的考古专业毕业生来敦煌,我一定会回到南方,和我的家人,和老彭在武汉团聚。”但是她没有想到,这一辈子就这样交给了敦煌。

正式工作后,樊锦诗发现,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感到孤独。尤其敦煌春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整个世界好像都把我忘了……望着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走进石窟,樊锦诗就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

樊锦诗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莫高窟壁画《反弹琵琶》时的心情。“一千多年来,它就一直在那里。虽然窟外是自然条件恶劣的戈壁沙漠,但正是因为壁画的存在,让这个仅容得下两三人的小小洞窟显得富丽堂皇。”

为了保护传承好这一伟大的文化遗产,樊锦诗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技术。

在为保护莫高窟殚精竭虑的同时,樊锦诗的家庭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在和丈夫彭金章婚后两地分居的日子里,孩子们也一直跟着辗转多地,她曾表示“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不是一个好妈妈”。她在自传中感慨:“在我看来,每一个能够离开优渥的生活来到莫高窟的人,都怀着可贵的信念,也都战胜了那些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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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影 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的老照片墙上,记载着老一辈莫高窟人的青春岁月。摄影/鄂璠

1986年,婚后两地分居19年的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团聚了。已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彭金章做出了调到敦煌的决定,在和同事们道别时,彭金章说,“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此后几十年,彭金章和樊锦诗并肩坚守在莫高窟,他从事的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被认为是开辟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

“莫高窟人的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似乎就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之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自己,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都有相似的境遇。”在自传中,樊锦诗这样写道,“段文杰先生和妻儿也是长期两地分居,他们一家在分别十一年后,才终于得到了文化部的调令,段先生把妻儿从四川接到了敦煌……王旭东决定来到敦煌工作时,向院里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把妻子也调到敦煌,组织上批准了,但是到敦煌的第二年,他妻子因为对紫外线过敏,不得不带着儿子到兰州生活,在一所卫校从事教学工作,从此两地分居。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好像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王旭东24岁就来到了敦煌,2014年12月起担任敦煌研究院第四任院长,直到2019年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在敦煌研究院足足坚守了28年。“如何才能既从事喜欢的工作又能照顾好家庭,可以说无解……所以我劝年轻的同事,最好把家安在敦煌,完美的家庭是事业持续的基石。”在一次采访中,王旭东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樊锦诗笔下“莫高窟人的宿命”和王旭东口中“无解”的问题,如今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敦煌研究院的1400多名职工中,有100多对夫妻,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把家共同安在了莫高窟。

一人一窟,一生一事

莫高窟第61窟中,有一幅著名的《五台山图》,这幅面积达到46平方米的巨型壁画,描绘了东起河北正定、西至山西太原,方圆五百里的山川地形及社会风情。对于第61窟和这幅壁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今年是赵声良来到敦煌研究院的第37个年头,而他对于第61窟的研究也已将近30年。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正是这一年,20岁的赵声良来到敦煌。

他用“自投罗网”来形容自己。198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大三的赵声良看到一些国家关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论调后,怀着满腔热血,写信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要去敦煌工作。不久,他便收到了段文杰的回信,“大学生来当然欢迎”。

在赵声良的回忆中,在他之后,每年总会有几个大学生来莫高窟工作。段文杰对大学生非常关心,逢年过节总会亲自下厨,设宴招待他们。而在赵声良笔下,莫高窟又展现出迷人的西部风情,秋天时“夜景最美,在沙漠上走会感到漫天的星斗都在跟随你”,冬天时“黎明是寂静的,乘着月色,会感到三危山正在朦胧中醒来”。

上世纪90年代初,赵声良开始研究第61窟中的《五台山图》。《五台山图》共有195条题记,之前已经有学者辨识出150多条,经过两年的研究,赵声良又辨识出了难度最大的40多条。围绕着《五台山图》,赵声良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也更加坚定了他系统研究敦煌艺术史的决心。从2004年开始,赵声良用10年时间完成了《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到北朝的专著。2011年开始,他又花了近10年的时间,完成了隋朝部分的研究。他的目标,是完成关于敦煌石窟美术的通史研究。在他看来,研究是无止境的,“如果我退休了,我还希望在敦煌,把美术史的研究继续做好”。

敦煌研究院有一个传统:一人一窟,指的是研究院的学者,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钟情、最喜欢的一个洞窟,成为其一生中标志性的东西。

对于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来说,第85窟就是属于他的窟。与赵声良的“自投罗网”不同,苏伯民来到莫高窟是“误打误撞”。从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苏伯民最先在一家事业单位度过了几年的时间,波澜不惊的日子让他有些倦怠,于是在1992年,因为一则招聘公告,几乎对莫高窟一无所知的他一头扑进了大漠的怀抱。

建于晚唐时期的莫高窟第85窟中有十多幅大型壁画,生动描绘了千年前中国的社会场景。起甲、空鼓、酥碱,莫高窟最典型的三种病害,曾经让第85窟黯然失色。而苏伯民,参与并见证了第85窟的重生。1997年,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启动第二次合作,修复第85窟的病害。

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合作,是苏伯民命运的转折点,也是莫高窟保护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第85窟的修复,历时整整8年,也为莫高窟和其他地区的壁画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樊锦诗曾经这样描述莫高窟,“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损毁。”但即使深知这一点,一代一代的莫高窟人,仍在忘我守护,他们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支队伍中,有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

“80后”女孩赵晓星毕业于兰州大学,2007年毕业后进入敦煌研究院,如今是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介绍,她所在的文献研究所一共19人,博士的比例占了一半以上。

2007年到2014年的七年间,赵晓星都着迷于研究第361窟这个不足9平方米的小型洞窟。关于选择留在莫高窟的原因,她总结为“慢慢做,出精品”的学术氛围,“我们的目标是做好而不是做得特别快”。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传承,来自长辈和老师们从学术到生活上给予的指导与照顾,“有了新发现,老师都会让我们来做,这个就是我们的传统”。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博大精深,需要毕生精力才能见成效、出成果”。

众多莫高窟人择一事、终一生,将保护、研究、弘扬工作作为终身事业和一生追求,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如今,这里正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优秀学者的加入。

今年5月,从事历史民俗学研究的根敦阿斯尔博士正式入职敦煌研究院,成为一名莫高窟人。在日本留学17年,敦煌犹如一块磁铁深深吸引着他,经过在法国等国考察后,最终他做出了在敦煌从事研究工作的决定。“这里的学术环境在国际上有口皆碑,学术资源丰厚,非常有利于学术研究。”根敦阿斯尔的妻子也即将毕业回国,夫妻俩决定一同扎根敦煌。

(本刊记者杨掬、鄂璠、李慧君对本文亦有贡献)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1年9月下旬刊

 
编辑:康小君
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21-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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