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鄂璠 郭玲

在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眼中，敦煌莫高窟是一个有着无尽资源的宝库，他希望这些敦煌守望者的“保护、研究、弘扬”，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敦煌、爱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值得 20岁来到莫高窟，如今头发已花白，但热爱与坚守的心依旧，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发自内心地觉得一辈子待在这里都是值得的，他希望年轻人更懂敦煌，让敦煌故事泽遗百代。 摄影/鄂璠 

敦煌研究院坐落在莫高窟东面的戈壁滩上。

37年前，20岁的赵声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莫高窟，那年正赶上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新办公楼的选址最后就定在了与窟区隔河相望、距离有1000多米的戈壁滩上。这意味着，在窟区通常是看不到这片新楼房的。作为敦煌学研究的重要科研单位，敦煌研究院却没有从景观上影响到莫高窟本来的外景，在环境、生态等方面也与窟区完全隔离开来。

日后，赵声良在所著的《敦煌旧事》一书中回忆道：“在当时，由于生活和工作上存在某些不便，这样的选址颇遭非议。”但他认为，这些做法，现在看来是完全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准则的。

1985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二年，也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在此后日益深入人心。站在新世纪、新时代的文化潮头上回望当年，赵声良对前辈们的决策更是充满敬意，“他们仅仅是凭着长期以来对敦煌石窟保护与研究积累下来的认识，从保护石窟这个大前提出发而做出了这个决策。”

究竟，我们要以怎样的姿态守望敦煌？已是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的赵声良对此有着经过了实践检验后的思考与理解。 

保护、研究、弘扬，几代人的坚守

《小康》·中国小康网：您1984年来到敦煌研究院，至今有37年了，从守望的角度来看，您觉得不同的时代对于“守望敦煌”有没有不同的理解？

赵声良：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莫高窟近400年无人管理的历史终结了。从1944年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到1950年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再到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至今，77年来，几代莫高窟人凭借着以智慧和汗水积淀形成的“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择一事终一生，代代传承，开创基业，在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代莫高窟人的工作侧重点虽有不同，但不变的是“保护、研究、弘扬”的初心和使命。首先要把洞窟保护好，然后要研究透，研究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发扬光大。

我们要学习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传统文化，大家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世纪40年代，我们的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中国的艺术家都到敦煌来学习，这在交通极其不便的那个年代是非常困难的。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常先生他们那一辈人通过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地保护洞窟，他们清除了300个洞窟里数百年堆积的积沙，修建了1007米的土围墙，在周边种树，为洞窟测绘、照相、编号，全面调查洞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临摹洞内壁画，艰难地守护着莫高窟的瑰宝。

现在，我们依然要守望、依然要保护。莫高窟经历了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它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地方会生病，一会儿这里不舒服了，一会儿那里不舒服了，我们要随时对它进行监测。

《小康》·中国小康网：如何来保证监测是“靠谱”的？发现问题之后，会采取怎样的措施？

赵声良：我们现在有非常先进的监测手段。为保障洞窟壁画和彩塑保存环境稳定，敦煌研究院采用现代物联网技术构建了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环境监测设备可以进行气象、空气质量和颗粒物监测，并且这些数据会实时显示在敦煌研究院监测中心大屏上。

敦煌研究院还对每个洞窟内的微环境进行监测，确定了洞窟内相对湿度不能超过62%、二氧化碳不能超过1500ppm（1.5‰）的预警指标。如果监测中心的大屏上亮起了红灯，工作人员可以暂时关闭相关洞窟，对游客进行分流。

所以我们现在的保护，是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来提升石窟保护水平，同时团结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来共同开展敦煌的研究，把它的价值挖掘出来，进而把大家的研究成果传播出去。我们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敦煌艺术，把敦煌艺术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第一！

莫高窟的开放模式还将做出调整

《小康》·中国小康网：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来提升石窟保护水平，数字化技术手段算不算是一个重要的探索？目前“敦煌石窟数字化保护与应用”工作有了哪些新进展？

赵声良：随着互联网科技和文物数字化保护技术的发展，一些高新科技，如沉浸式新媒体等使我们获得了对敦煌文化遗产的全新体验效果。以数字化技术手段展现敦煌文化成为新世纪以来的重要探索，数字技术已经开始应用在敦煌文化创意开发的各个方面。

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曾连续担任了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不少有关文物保护方面的提案。2003年，她联名其他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的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使游客在球幕影院身临其境地观看洞窟全景，之后再适度实地参观洞窟，从而达到文物保护和开放利用的双赢。与此同时，敦煌莫高窟启动每日游客最大承载量的实际研究，并于2005年首创了“旅游预约制”，每天游客不能超过3000人。2008年，经过5年的论证，樊锦诗先生提出的建立敦煌数字中心的审核终于通过，当时已经70岁的她，仍带领敦煌研究院的团队成员们为每个洞窟、每幅壁画和每尊塑像建立数字档案。

2014年，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启用，此后，莫高窟参观模式由单一听讲解、游览洞窟，改变为观赏敦煌艺术数字电影与洞窟实地实景体验相结合，由现场排队买票改变为网络预约、自主选择、线上支付。新技术的运用，使文化旅游资源得到更高效的配置，莫高窟单日游客最大承载量由3000人次增加到6000人次。

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自启用以来产生了极好的效果，游客的参观更有序了，在洞窟里停留的时间也缩短了，这样就达到了保护的目的。值得重视的是，莫高窟现存洞窟735个，其中窟内面积在13平方米以上、病害较轻且适宜开放的只有100余个，而近年来，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旅游日趋火爆，游客量仍在不断上涨，过多游客涌入狭小洞窟，可能导致洞窟内温湿度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文物安全和游客安全。因此，我们就考虑到今后的开放模式还要做出调整。

所以我们要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二期工程。目前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影院算一期工程，二期工程准备建造一个数字化的博物馆，我们要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来展示那些不适宜开放、又特别精美的洞窟，把更美、更丰富的敦煌艺术内容呈现给游客。现在，洞窟里也不能让游客待太长的时间，而将来在数字化的博物馆展厅里，游客可以慢慢地看，“畅游”几个小时都可以。

《小康》·中国小康网：这是否意味着，敦煌文物的保护目前已经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发展到了今天的预防性保护？

赵声良：是的。保护是我们的第一要务。我们做监测，对游客采取分时段、分批次、实名制预约参观，这些都是预防性保护的重要措施。所有的旅游开放都应该是以保护为前提的，如果预防性保护做不好，我们可以暂缓开放，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留下这些遗产。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

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保护和研究敦煌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化、不断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科学指引。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大力推进科学保护工作，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大力度促进敦煌文化遗产科技保护的基础研究工作，积极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不断研发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装备、材料和工艺，不断完善敦煌石窟综合保护体系，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引领我国文化遗产行业科技保护水平的整体提升。 

研究敦煌学，

“一辈子待在这里都是值得的”

《小康》·中国小康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已发展成为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是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在您看来，敦煌学研究的意义何在？

赵声良：敦煌学好似一部百科全书，涉及古代的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还有很多未知的方面，我们都需要去探讨。只有把研究发展起来了，我们才能搞懂莫高窟的价值在哪里，才能进一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只有团结全世界的学者共同来研究它，才能更好地在世界上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的文化和声音。

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即今第17窟）被发现，从中出土了公元4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等文物5万余件。由于当时清政府疏于管理，大量的文物流失国外，散存于英、法、俄、日等国家。由于这些文献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众多海外学者高度重视、开始研究这些文献，并进一步研究敦煌石窟相关内容，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敦煌学。

敦煌学从一产生就具有国际性，但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却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当时，日本已有很多研究成果，而我们由于“文革”的影响，研究工作发展缓慢。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成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心病”，大家都发奋努力开展敦煌学研究，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希望我们要有世界的胸怀，团结国外的学者一起来研究敦煌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今天，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都有学者在进行敦煌学和相关领域的研究，散存于各国的文献和艺术品相继被整理出版，敦煌学也成为中外学者相互交流的重要内容。

在研究敦煌学的基础上，我们的传播变得丰富多彩了，我们的弘扬也就更有底气了。

《小康》·中国小康网：在敦煌研究院，您主要从事敦煌艺术与中国美术史研究，从“初见敦煌”到“守望敦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赵声良：大三时，我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研究院现在人才“青黄不接”，急需大学生来莫高窟工作。那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去敦煌了。来敦煌之前，我给段文杰先生写了封信，很快就收到了回信，他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1984年，我毕业后就来到了敦煌，当时的条件确实是很差的，住的是洞窟跟前的土房子、平房，生活很单调，吃的也很单调，喝的是宕泉河的咸水，这个水喝了会拉肚子，来了之后的两个月都在不停地拉肚子，然后就适应了，自己就成为敦煌人了。（笑）

尽管如此，但每次到了洞窟里面，就会特别高兴，比我之前在书上看到的图片要美，比我想象中的莫高窟还要美成百上千倍，真是很震撼，每天都很激动，我发自内心地觉得一辈子待在这里都是值得的。后来逐渐开始读书，能够开展研究了，也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种感觉就愈来愈强烈了，就真的不想离开了。我觉得这个学问，一旦你离开敦煌，就没办法去做了。

莫高窟真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之一，通过敦煌石窟可以了解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古代的艺术结晶，这一点对我们有很多启发。只要你肯花功夫去研究，莫高窟就是一个宝库，它有着无尽的资源，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研究、弘扬”，可以让更多中国人了解敦煌、爱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刊记者杨掬、简宏妮对本文亦有贡献）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1年9月下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