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急物流体系重构是一个 需要多元主体有效协同的社会治理问题 在战疫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政府部门的全马力运行之外，招商局、顺丰、传化集团、菜鸟、货拉拉等知名物流企业都纷纷提供专项抗疫服务，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公益基金会和各类社会组织都积极参与了应急物资的采购和递送。为此，一个现代化的应急物流体系不仅仅是政府单一的物资管理体系，更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治理系统，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的社会治理创新格局的具体实践。有机融合政府递送的公共服务、市场提供的商业服务和社会组织供给的慈善服务，需要在三个层面做好制度设计。 一是完善的应急法律保障。在2007年出台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第三十二条中已经明晰了政府的主体责任，并在第四十九条、五十二条、六十三条明确了对相关的调用、征用以及责任条款，但在实际的执行中，缺少执行细节的解读，以致很难有效保障各部门的相应责权，也就影响了协同作用的发挥。这一点亟待完善，要在法律法规层面保障应急物流的体制机制、指挥流程、组织协同、职责分工、动员补偿、第三方评估等方面有法可依，也使得政、企、社以及军队在力量与资源融合上有可操作的法治支撑。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是本次抗疫中也会涉及国内外物资的采购和运输问题，其中的清关程序和条款也影响重大，为此既要在国内法规中完善进出口等管理程序，也要参与国际灾害法等国际法律环境的完善。 二是完善的应急管理体制顶层设计。应急物流体系只是应急管理体系中的一环，其优化还有赖于整体上的应急管理制度改进。在十九大之后，我国统筹了11个部门13项应急救援职责以及5项国家指挥协调机制职能，新建了应急管理部。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应急管理部的职能主要针对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虽然说SARS引发了中国应急管理体制的建设，但近年来，在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还未受到重视，疫情信息发布、疫情防控物资调度等职能相对独立的卫生防疫体系尚未建成，也没有与变革中的应急管理部门有所交流和衔接，这也进一步导致了本次疾控机构定位和职能发挥备受质疑的局面。为此，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应急管理部门作为综合性部门和各专业性部门之间的联动性，特别是强化战略和信息层面的调动性；另一方面，在本次启动的党中央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国家应急管理委员会的顶层设计，从而实现各类突发事件的统筹应对。 三是有效的协同机制。这里的协同不仅指政社之间的协同，还涉及社会组织之间以及和企业合作的立体建构。国际上不仅是在联合国的仙台减灾框架中给予全社会协同高度重视，而且很多国家也都有制度化建设的经验。其中美国救灾志愿组织联盟（NVOAD）作为成功运行四十多年的社会组织，不仅成为美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的枢纽型行业机构，还获得美国政府的认可，于1997年与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签署了正式备忘录，成为国家应急反应协调中心常设的社会组织代表成员，从而形成了政府与社会在灾害应对领域的立体性共治格局。2013年芦山地震之后，我国也有所推进，在智库的建议下创新推出了雅安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在党政层面正式建立服务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指挥部职能分组、建立常设性运营中心和一系列的精细化工作流程，这些都是值得在下一步的应急管理体制建设中加以完善和推广的。在与企业的合作上，目前在常态下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协议模式，就是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只是需要在应急物流的具体领域如生产、区域性的供给中心，运输的实施等细节上进行具体设计。值得注意的是，在协同机制下一定要有统一的信息平台，可用于应急物流指挥调度，这样才能实时呈现应急物资需求、物流资源、通道及环境等信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