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同志来到杭州小营巷视察爱国卫生工作。在这里，他亲切地与 居民谈心，肯定了杭州的卫生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热情。图为 毛泽东同志视察小营巷的场景。
中国小康网讯
文 | 万建武
疫病防治是一场战争。这是毛泽东的重要观点，主要强调疫病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十分巨大。他以血吸虫病为例分析说：“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
既然疫病防治是一场战争，那就必须按打仗的方法认真应对。“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毛泽东从军事和战略的高度，极富创造性地提出疫病防治每个阶段、每个环节的战略战术和方法举措，展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第一，在疫情初发时，强调要保持高度警惕，及时公开信息，做好防控准备。
如实公开灾情，是毛泽东的一贯要求。1952年春，华北各地疫病相继发生并蔓延发展，主要是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白喉等。毛泽东收到疫情报告后立即批示：“周总理：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办。”
1959年6月，广东发生严重水灾。毛泽东得知后马上批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在灾情面前，毛泽东的战略决断力、实事求是精神、科学严谨态度和为民情怀，令人动容!
第二，在疫情防控上，强调要统筹协调，实行“三者结合”的防治策略，即“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
毛泽东历来认为，“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疫病防治更是如此。党组织是领导保证，科学家是关键，人民群众是主力军，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就能打赢疫病防治战。
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是毛泽东始终强调和重视的。发挥科学家尤其是医务工作者的作用，也是他提出的明确要求。“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
1956年2月，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写信提出，用火焚烧的办法对消灭钉螺更有效。毛泽东见信后立即批示卫生部重视此意见，并叮嘱“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这个故事，使血吸虫防治科学工作者深受鼓舞。
第三，在救治病患时，强调要坚持中医和西医相结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944年元旦刚过，延安周边出现严重的传染病疫情。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特意讲了这件事。他说：“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
想什么办法呢？只有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但在当时，一定程度上存在崇尚西医、相信西医，看不起中医的观念。为了使这两种医生组成“统一战线”，共同防治疫病，毛泽东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倡议。他解释说：“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的作用，认为“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中医药在疫病救治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充分证明。
第四，在抗灾救灾时，强调要加强社会救济，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
救灾是疫病防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深知人民生活困难，一遇天灾人祸就是难以承受之重，必须“保证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此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所以，在安排救灾时，他总是强调要“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把保障群众的吃住放在首位，并经常亲自批示调配物资，保证灾区生活供应。
灾后重建是战胜灾害、恢复秩序的根本之策。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务院就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指出：“生产救灾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问题，是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决不可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在抓生产救灾时，毛泽东尤其关心灾区的税赋负担，强调“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
毛泽东关于防治疫病的战略战术和思想方法，是新中国卫生防疫工作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已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得到贯彻和体现。
在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我们举全国之力进行疫情防控，采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防控和救治举措，逐步形成一整套更加科学有效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应对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高超能力！
原文来源：《求是》2020/06（有删节）
（《小康》·中国小康网）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0年4月中旬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