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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正站在十字路口” 因为捐赠的订单被退，卢琴感到有些沮丧，但她并不后悔这个决定。“自从当年‘郭美美’事件发生后，我就不再相信红十字会了。宁可自己辛苦一点直接捐物，也不会捐钱。”卢琴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湖北省指定了红十字会、慈善总会、青基会三家机构统一接收捐赠。但很快，舆论爆出了急用医疗物资无法及时清点、分发等问题，“社会捐赠物资统一接收，除了定向捐赠外统一调配”的做法也一度引发争议，红十字会的能力和公信力再度受到公众质疑。 2月1日，中国红十字总会派出工作组到湖北和武汉的红十字会进行督导。2月2日，九州通医药集团受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安排，于2月1日起协助武汉红十字会进行仓储运营管理。2月2日下午，九州通董事与秘书处主任刘志峰向媒体表示，针对较快的定向捐赠，紧急的医疗物资在2小时内即可完成收货到分配的过程。 武汉红十字会低效的处置能力与社会企业进驻后的高效处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社会各界开始关注社会组织的定位和作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解释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不同于行政机制强制的、统一的集中调配，志愿机制是多元的、灵活的。行政机制聚集的资源过多，反而可能无法高效使用，因为它只有一个主体，而不像社会组织有多元主体。” 政府、市场、社会被称为“现代治理体系中的三驾马车”。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其中重要组成的社会组织并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我看来，前些年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无序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晓壮表示。在调研中，李晓壮发现现实中存在大量“浑水摸鱼型”“皮包型”“僵尸型”，甚至是“风险型”等各类未正常运行的社会组织，只有少量社会组织能够正常运行，完成其应尽的职责。 李晓壮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来自于多个方面。一方面，不少社会组织自身的内部治理结构存在问题，在机构架构、资金管理、人员素质等方面均存在缺陷。“例如，社会组织中工作人员职业素质的问题就十分堪忧。我在调研中发现，北京许多社会组织都招不到从北京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只好去甘肃、河南的职业学校招人。”李晓壮举例。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身处的“生态”也并不令人乐观。“虽然是由民政部统一管理，但社会组织在具体运行中涉及业务部门众多，存在管理混乱的现象。多头管理也会造成高成本和低效率的后果。” “社会组织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未来，是会越来越严控基层，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待遇、增加编制，还是会放开管控，让社会组织的类型更加多元，还无法预测。”3月7日，在由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主办的“疫情之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问题、反思及对策”网络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授尉建文曾这样直言不讳地指出。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教授范周在研讨会上同时表示，疫情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应引发各界对“政府管理与服务职能的平衡”“专业社会组织和政府力量的配合与分配”“志愿者制度和社区制度进入国家顶层制度设计”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针对政策变化对社会组织未来发展的影响，李晓壮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于社会组织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当自强’。自身腰板硬，能够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价值才是社会组织立足的关键。”他建议，应仿效经济领域“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完善不良社会组织的退出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让运转正常的社会组织占据大多数，形成良好生态。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0年3月下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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