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是一些不当的言论，如民营企业退场论等。显然，这样的言论冲击的仍然是信心和预期。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债务问题。当前中国企业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大约在150%左右，远远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国家。如此高的债务必然意味着中国的许多企业已经进入了“明斯基时刻”。极高的债务比例必然会影响投资。中国债务高企的另一个表现是地方政府的债务，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债务危机。然而，必须一提的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负担却并不高，占GDP的比例不到20%。这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如日本的240%、美国的105%等形成鲜明的对照。 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债务（包括企业债和地方政府债）高企的根本原因在于债务利率太高。中国的许多贷款，如中小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通常来自影子银行。而影子银行本身并不具有吸收存款的能力，其贷款的资金来源通常是商业银行、大型国有企业或其它充当资金贩子的金融中介。尽管这样一种操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等的贷款难问题，但它的利率相对较高，毫无疑问会给经济带来极大的金融风险。 如何应对经济下行 在笔者看来，面对主要由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起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应毫不犹豫地启动逆周期的宏观调控。 中国的宏观调控通常能够将“危”转化为“机”，即利用经济下行的机会，将项目库中成熟的项目推向社会。项目库中的项目一般都存放在国家发改委和地方发改委，而且大多为一些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之前之所以没有被推出，是因为项目的推出会明显地增加总需求，从而当经济不存在下行压力时，很有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例如，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利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机会，开始大规模建设中国的高速公路网。而当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则推出了大规模的高铁建设。 当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许多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需要新建、扩建、改造和重建。例如，许多新技术的应用，如5G等，必然要求有相应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大量的民生设施，如城市的供水系统、排水系统等，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需要扩建、改造和重建。 项目库中各种项目的推出，需要有资金来源，而与此相配套的财政政策则为项目的推出提供了融资的渠道。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如今，中国的中央政府具有巨大的发债空间。 2008年至2017年，中国每年的国债赤字占GDP比例平均为1.5%，而同一时期，欧盟为3.5%，英国为6.0%，日本为6.8%，而美国则为6.9%。这说明从过去的实践中，中国政府是在严格遵守着所谓“债务警戒线”标准：即负债率不超过60%，赤字率不超过3%。这样一个债务警戒线是在欧盟发行欧元之前的马约条款上制定的。由于国债通常由中央银行在发行货币时购买，于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在发行货币时购买哪个国家的国债就成为头疼的事。正因为如此，需要制定一个标准，以限制欧元区国家的政府乱发国债。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标准的制定并没有经济学理论基础。事实上，这样一个标准也并没有被欧元区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所认可，即使在欧元区，超过此标准的也比比皆是。 经济的发展通常需要投资推动，而投资需要融资，需要贷款，从而必然会带来债务问题。由于债务是按债务利率增长，因此，利率的高低将很自然地成为债务积累速度或是否形成债务危机的关键变量。而当债务利率长期大于经济增长率时，债务率将不可避免地爬高，经济将早晚进入“明斯基时刻”。以前中国经济处于高增长阶段，如实际增长率为9%左右，名义增长率通常达13%以上，债务问题就不会那么显著，因为债务率中分母的增长率很大。但是到了目前这个新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本身在下跌，企业本身也面临各种各样的转型压力，如果债务利率还是居高不下的话，中国的债务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在各种类型的债务中，国债的债务利率是最低的，大约在3%左右，远远小于中国当前名义GDP的增长率。因此，中国国债的发行，也就最不可能产生债务问题。 总之，面对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中国应积极主动推出库存项目：库存项目的推出对总需求的增加通常是立竿见影的。为了解决项目的融资问题，中国也应大胆启动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所面临的下行压力，同时也不会在将来产生债务危机。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0年1月下旬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