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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注重发挥市场活力，政府要把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发挥积极性的主要方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仍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主体的预期更加确定，活力更加充足，更加完善全国统一市场体系，要素和产品的流通更加顺畅，市场交易成本更低，运用市场力量和原则来推动“六稳”目标圆满实现，将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体系有机结合起来。精准定位影响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体制机制因素，实施改革，让市场价格信号更加能够有效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同时，继续巩固前期出台一系列政策的效果，特别是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及时观察、评估政策实施效果，更加优化后续政策实施，注重多种方式运用相互配合、协同，注重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和合力，为宏观经济企稳回升做好充足准备，圆满实现逆周期调节的目标。政府积极有效运用财政政策，更好地维护市场规则，既要积极挖掘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加强战略性、网络性基础设施建设，又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开辟新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引导市场主体更好地投向国家重点鼓励、支持领域，特别是与科技创新有关的领域。 第四，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共同发力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看到，当前经济形势运行的原因既有供给侧因素，又有需求侧因素。一方面，在某些产业或行业，供给水平和结构难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需要，比如近年来快速增长的海外代购等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要顺应广大人民群众消费需求增长的趋势，更好地打通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梗阻，从根本上激发消费增长能力。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重视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在很多城市，即使人们有着非常旺盛的需求，由于养老和托育服务行业缺乏职业化标准，甚至付出很高的价格，也难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养老照料人员和育儿嫂。 此外，投资需求的增长也与供给侧因素紧密相关，科技创新不断取得成果，不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够带来更多新的投资空间，更好地优化投资结构。这就说明，供给和需求之间也是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必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共同发力，“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才能更好地实现既定发展目标，从根本上增强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五，财政政策实施要注重总量性和结构性相结合，收入和支出两方面联动。积极财政政策要实现大力提质增效的目标，要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统筹考虑，既要应对目前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普惠性政策措施，确保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阳光，增强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信心和能力；又要着眼于未来推动结构性改革，让财政政策更加精准，发挥财政支出和减税降费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对不同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主体，瞄准生产经营中的痛点、关键点、瓶颈点，采取差别化的鼓励政策措施予以破解。 在实施政策时，更多地考虑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情况，不宜搞“一刀切”，高质量发展也内在要求将培育新动能和挖掘传统动能相结合，特别是在区域发展方面，更具有显示性和必要性；在财政收支方面，注重推动收入和支出联动改革。特别是在经过2019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情况下，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有保有压”，更加明晰政府和市场关系，优化政府职能职责范围；在确定财政赤字和各级政府债务规模时，更好地考虑到部分支出项目的连续性，在确保不发生系统风险的前提下，掌握好力度。同时，按照全口径预算管理的要求，更加完善四本预算之间的有机联系机制，从根本上增强财政收支运行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第六，统筹国内市场和对外开放，有条不紊地推进自身改革，以不变应万变。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与国内宏观经济的问题相互交织，特别是中美贸易争端、英国“脱欧”等系列因素的影响仍在持续，我们必须要增强战略定力，有条不紊、心无旁骛地推进各项改革，积极应对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影响，坚定不移地坚持全球化道路，积极应对世界经济给中国传递的风险因素，做好工作预案，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积极开辟新的贸易市场和贸易空间，实施进出口替代战略，引导企业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更好地利用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为支点，形成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平台，立足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链领域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不断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不仅能够让商品和服务在国际间流动，而且能让全球优质生产要素（特别是科技创新要素）进入我国，鼓励中国企业在我国和更多国家之间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全产业链体系，更好地推动全球资源为我所用，提升我国统筹内外市场的能力和水平。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0年1月上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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