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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企业的坚持也对案件的胜诉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案涉及面广、历时长，各方对结果普遍不看好。在杨晨看来，中国钢铁企业在本案中是背水一战，也是为名誉而战，没有太多退路。“我们在开始时曾有过与美钢和解的打算，但后来发现美钢开出的和解条件太苛刻了。没有和解的通道，只有寻求抗辩这一条途径，可以说从一开始就退无可退。” 尽管中国钢企一年对美国数十亿美元的出口额对中国钢铁行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数字，但真正令杨晨担心的是一旦反垄断诉点成立，将会产生示范效应。“类似于高通案件，一旦一个国家形成了反垄断认定，其他所有国家都会跟进。在本案中一旦反垄断诉点被认定，那么日本、韩国等国家都会跟进，从长远来看，将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杨晨同时表示，对美钢提出的窃取商业秘密，价格上的不正当竞争，逃避反倾销、反补贴税、逃避税收这三项指控，任何一项指控成立都会影响到中国钢铁行业在国际社会的声誉。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案也是为名誉而战，名誉的意义甚至远大于经济上的意义。 钢铁“337”案仅仅是众多涉外律师帮助中国企业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个缩影。2018年5月17日，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参加“301”听证会，为美加征中国产品关税设置了重大法律障碍；同年10月16日，北京金诚同达律师所再助阜丰集团诉美国商务部获胜，助其成为唯一一家中国大陆对美出口黄原胶产品不受反倾销税令限制的企业。2018年三场备受瞩目的大案和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中国涉外律师被司法部、全国律协评选为“2018年度中国律师行业最受关注事件和人物”。 从“小学徒”到大律师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全新的世贸法律规则，中国律师也在不断学习和调整中进步。同样在2001年，由于自身外语不错、对数字也比较敏感，在同事的建议下，杨晨决定抓住中国入世的机会，尝试以跨境争端解决为自己的从业方向。为了迅速学习相关知识，杨晨选择通过给欧美律师做律师助理积累经验。“因为中国2001年才入世，对规则完全不清楚。所以我们当时就像小学生一样，跟着欧美律师去学。”杨晨坦言。 从事跨境争端解决的律师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律师，对综合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娴熟的外语能力，熟悉国外法，甚至还需要熟悉外贸和财会知识。以“缺哪块就补哪块”为原则，杨晨在工作之余，还要自学相关知识，在做中学。如今，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杨晨已经从当年的“小学徒”成长为代理过多个知名案件、拥有自己律师团队的大律师。2018年，杨晨成为首批入选司法部全国涉外律师人才库的律师之一，并连续9年（2011—2019）被国际权威法律评级机构Chambers
and Partners《钱伯斯》评为国际贸易/ WTO法律服务领域“一等”律师。 不仅是杨晨，近年来，中国涉外律师在数量、业务水平上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7年8月，全国律协在京发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环境国别报告》，并宣布成立“一带一路”跨境律师人才库，共有143家中外律师事务所的205名中外律师被纳入人才库，其中中方律师共84名；2018年8月31日，司法部公示了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拟入选名单，共988位律师入选。 中国涉外律师的发展离不开背后的人才培养机制和一系列政策的支持。据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司长周院生介绍，2017年到2022年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将培训一支通晓国际规则、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涉外法律服务队伍，主要从事国际投资和并购，反倾销、反垄断，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以及国际商事仲裁等领域的法律服务。 据悉，为此司法部每年向国家申请400万的财政专项经费，用于支持涉外法律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除了将建立内容实时更新的涉外律师领军人才数据库外，司法部自2017年开始每年还会组织开展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培训活动。通过培训和考试测评，一些优秀的律师还被推荐到国外一些知名大学的法学院、相关法律机构，以及当地著名的律所进行培训和实习。 尽管进步明显，业务精湛的中国涉外律师仍然供不应求。据《北京市涉外法律服务调研报告》显示，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无论是设立分支机构、运营具体业务，还是投融资和兼并，都离不开法律服务。第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需要优秀的涉外律师和律所的帮助，积极参与政策制定、规划设计和国际规则的适用。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涉外律师在业务水平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律师曾公开表示，与国外同行相比，中国律师提供的涉外法律服务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对外国法尚未达到掌握和熟悉的水平、用外国语言解决法律问题还有一定困难、缺乏各行业基本知识和难以结合行业背景根据法律提出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合理化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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