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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记者刘源隆 “三事分流”在很大程度上厘清了大事（政府公务）和小事（社区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政府和社会责任共担的格局。不过，南岸区的探索并未停止。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郑向东直言，政府和社会组织如何对私事特别是家事进行更加有效的服务，是个有待深入解决的课题。 提起重庆市南岸区，很多人想到的形容词是：钟灵毓秀、璀璨夺目。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南岸区，西部、北部临长江，与九龙坡区、渝中区、江北区隔江相望，东部、南部与巴南区接壤。这里不仅拥有优美的自然风景，璀璨的人文历史，还获得了许多闪闪发光的荣誉：国家卫生城市（区）、全国文明城市、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等。 面对社会治理，南岸区一直有着自己的实践与创新。土庙子片区，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溪街道辖区，是个上世纪80年代末建设的农转非安置小区，占地23亩，楼房6栋，居民328户，产权面积共2.1万平方米。由于这里违章搭建较多，流动人员也多，管线混乱，管网及消防安全隐患严重，解决这里社会治理难题的方法唯有整体搬迁，但是因为征收拆迁矛盾很大，协调困难，自2011年起，重庆市政部门、拆违部门曾4次拆迁进场，4次被迫撤退。 征地搬迁一直都是全国各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难题，只要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酿成重大的群体事件。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郑向东对《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表示，面对社会治理，南岸区曾一直有“三个疑问”：为什么民生投入越来越多，群众的满意度却难以随之提高？为什么经济发展越来越好，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却难以随之提升？为什么政府管得越来越细，居民认同感、归属感和社会和谐度却难以随之增强？ “究其原因，在于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未形成良性互动。” 郑向东说道。 转变社区职能，把群众组织起来 民心是影响搬迁工作进展的关键因素。2014年，海棠溪街道通过摸底调查了解到，土庙子片区大部分群众搬迁意愿强烈，搬迁改造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为此，政府充分抓住群众基础这一关键因素，将很多难以进展的搬迁发动工作交给了搬迁意愿强烈的群众去做，变“要我搬迁”为“我要搬迁”，实施“自治式搬迁”。 
以群众为根 在“三事分流”实施过程中，南岸区将商谈对话机制广泛引入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中，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开展基层协商活动 事实证明，效果出奇地好，仅两个月时间，该片区不仅95%以上住户签字明确搬迁意愿，而且还民主推荐出18名群众代表，以协助做好搬迁工作。 让基层回归民主，不等于政府就可以撒手不管。为明确政府、社区组织、居民个人在基层民主自治中的责权利边界，南岸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事分流”，即在基层议事协商时将群众诉求按照“大事”“小事”“私事”进行分类处理。“大事”即政府管理事项和基本公共服务，如执法监督、人口和计划生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事项，主要由政府负责解决；“小事”即社区公共事项及公益服务，如关怀帮扶孤老、社区楼道卫生、社区停车管理、广场舞扰民等事项，主要由村（社区）“两委”主导，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单位等共同协商解决；“私事”即居民个人事务，如衣食住行、赡养老人、教育子女等家庭事务，主要通过引导居民群众自行解决或寻求市场服务。 比如关于清洁卫生方面的反映事项，如果是市政所属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地带的，根据相关规定属于“大事”的范围，居民可以提出建议，由市政等职能部门开展调查后进行相应处理；如果是楼道清洁问题，根据“门前三包”规定属于“小事”的范围，可以由村（社区）“两委”出面召集协商解决；如果是个人家庭卫生问题，那就是“私事”，居民可以通过市场服务寻求解决。 “以群众为根，注重民主协商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郑向东说，在“三事分流”实施过程中，南岸区将商谈对话机制广泛引入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中，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开展基层协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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