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省黄平县纪检干部（右）向团仓村村民发还被“村霸”侵占的“危改款”。
在中国的基层乡村，黑恶势力往往体现为“村霸”。有的村霸依仗宗族、家族势力，有的村霸靠钱开路。乡村基层扫黑除恶中，严查“村霸”成为了重点工作之一。专家认为，盘活基层党组织是治理“村霸”问题的关键。
“给钱保你平安，没钱休想进村。”如此敲诈勒索曾经发生在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河上镇江上村。实行敲诈勒索的人竟是该村原党支部书记邓杰。2017年9月，崇仁县纪委决定给予邓杰开除党籍处分。同月，崇仁县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邓杰有期徒刑三年零一个月。
“邓杰被纪委带走了！我就说这样横行霸道的干部长不了！”“身为村支部书记，天天挖空心思敲竹杠，不查他查谁？”当地村民听说邓杰被县纪委立案审查的消息后，纷纷奔走相告，有几家还放起了鞭炮。
原江上村党支部书记邓杰的事迹正是扫黑除恶中“村霸”的典型案例。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指出，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2017年1月，最高检给全国各地检察机关下发通知，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同年6月，时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郭声琨表态，要“集中打击整治农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村霸”是如何形成的？
宗族、家族势力等因素自古以来影响着中国农村，并对农村治理构成威胁。越是那些偏远的地区，宗族势力越强大。如果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宗族势力往往控制村庄，很轻易就可以对异族或者反对者进行打击报复。在这种背景下，“村霸”就很容易形成。
能让“村霸”在基层有恃无恐横行霸道，其背后的势力也不容忽视。除了上述的宗族势力，某些上级官员也有意无意成了一些“村霸”们的靠山，我们一般称之为“保护伞”。因此，“村霸”与“保护伞”在某些时候是共同形成黑恶势力的原因。
《小康》记者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获悉，典型的“村霸”要成立会有几大要素。一是其横行乡里，欺男霸女，劫财害命，破坏乡村公序良俗；二是其聚敛不义之财，罗织自己的经济组织；三是在公权部门培植保护伞，图谋长期发展，扩大势力；四是按黑社会原则组织自己的帮派。帮派团伙想要把一般的依附者发展成为核心成员，往往会有一个“仪式性”的活动，要该依附者干一件走上不归路的恶事。鉴于村霸的活动范围相对较小，他们纠集成的团伙有时不一定具备上述全部特征。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林辉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道出不同地区“村霸”的特点。他表示，华南一些宗族结构保留相对完整、家族观念比较强的地区，“村霸”多少会和强势的宗族有关；北方一些地区，靠兄弟多少、家庭势力；中部靠近长江流域的地区，由于村庄比较原子化，也存在一些主要依靠个人“气势”的村霸，比如都有身材魁梧、犯过罪、坐过牢等共同点。
“村霸”具有一定隐秘性
但是，如果“村霸”不是明火执仗、舞枪弄棒的那种，而是颜色不显、形象模糊的那一类乡村权威人物，那就更不好应对。这其中，有“村霸”存在当属无疑，只是有一定的隐蔽性。
党国英举例，东部某市的一名村党委书记，曾经在地方上声名显赫。大约在20年前，他的村庄已经有了8亿元之上的工业产值。他依靠家族控制村庄——村庄的核心岗位均由其兄弟姊妹把持。但他把村庄经济弄得风生水起，自己得到了通常由政府给的很多头衔，村民也有得分红增收。此人后来被下了大狱，是因为有村民不再听话，找他家族的麻烦，他的势力便弄死了这位村民。
中国当下出现的“村霸”除不同程度上有前述乡村恶势力的特点之外，他们还多在国家正式制度体系中有一定的位置，甚至捞取了一定的官方荣誉；在东窗事发之前，他们一般不会恶名昭彰，而能够把村里的反对力量摆平，把盖子捂住。
党国英认为，这和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息息相关。据了解，传统农业文明之下，特别在人口密度很高的情况下，村庄是一个贫穷的社会单元。贫穷居民大多具有依附性，即在个人与宗法领袖的价值判断及利益诉求发生冲突时，个人会服从宗法领袖。只要村庄保持一定的封闭性，现代要素不进来，官方腐败及匪患也没有渗透，这些宗法领袖就可以把乡贤一直做下去。
而当今中国农村社会处于转型之中，现代要素对村庄的渗透有快有慢，有浅有深，宗法领袖自己会发生蜕变。蜕变成功，可能就转化为现代乡贤；若不成功，要么自己被替代，要么自己变成“村霸”。究竟是变成隐蔽矫饰的“村霸”，还是明火执仗的“村霸”，则会受很多因素影响。
盘活基层党组织是关键
“村霸”现象折射出基层农村治理问题：基层治理到底为何面临困境、为何失效？为何基层政权建设不够完善？
林辉煌认为，当自上而下的资源、权力意志难以有效渗透到村庄一层，这时候基层就会留下权力的真空，“强势群体”、非法、灰色的力量可能就会产生，用以解决基层内生的不确定乃至不稳定因素，维持某种表面秩序。因此，“村霸”的问题实际上是映照出国家治理体系与基层民主衔接失衡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真正要治理地方基层的‘村霸’、黑恶势力，党最值得信赖、也最应该仰赖的，首先就是基层的党组织。党组织运转得好，其优势自不必说，基层党员可以参加选举成为村干部，从最草根、最基层的视角去收集民意、了解民情；利用各级党组织的垂直条线，上级、中央可以收到传导上来的民意，从而利用这个组织体系了解地方、社区，基层民主才能和行政体系形成良性衔接。”林辉煌说。
《小康》2018年10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