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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拥有深厚的中国礼学渊源，在其著作中常引经据典。
不少人认为孙中山是“番书仔”，对华夏文明尤其是对一般人来说高深的“礼学”，一窍不通。持这种看法的人，忽视了孙中山在其著作中引经据典的事实。究竟孙中山对礼学认识有多深？
由于孙中山自少在檀香山读英语学校，其后在香港和广州所读的中学及大专，教程皆英语，以至于不少人认为他是“番书仔”，对中国礼学一窍不通。其实孙中山的礼学渊源，从其童年就读的故乡翠亨村村塾就开始了。
私塾启蒙
孙中山实龄九岁入读的村塾，课程一开始是念《三字经》，继而读《千字文》《幼学故事琼林》等启蒙读物。后来，孙中山在《覆翟理斯函》中有云：“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
有学者做过调查，认为明清时代甚至民初，私塾启蒙之书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四言杂志》等小册子。惟各私塾均必须另加额外读物。进一步就读“四书”，接下来就是“五经”。循次一一诵读。
可有证据证明孙中山自言其实龄“十二岁毕经业”，即读到诸如《书经》等古籍的阶段？他实龄十二岁半时，随口就念出《书经》中《五子之歌》来讽刺澳门的赌档、花船、妓女户等不良现象。
但是，孙中山对其背诵的东西理解了多少？从他吟咏《五子之歌》来讽刺澳门，证明他理解此歌用意。其余呢？那就有进一步探索之必要。因为，一般来说，传统村塾的教法是只教背诵而不作解释。孙中山对自己初入学时的遭遇，就有过很生动的描述。
他对林百克回忆说，每个学童，在村塾老师那教鞭的阴影下，面壁高声背诵《三字经》。他们对自己所背诵的东西丝毫不懂其意思，老师也不作任何解释。如是者一月，孙中山再也忍受不了，他造反了：“我对这些东西一点不懂，尽是这样瞎唱，真没意思！我读它干什么？”老师惊骇地站起来，拿出一根短竹，在手中掂量。但手臂很快就无力地垂下来了。因为，孙中山是全塾最善于背诵者，打他恐不能服众，于是厉声喊曰：“什么！你敢违背经训？”
“不是，我并不反对经训。但是，为什么要我天天背诵这些我丝毫不懂的东西？你光教我认字却不教我明理”，孙中山不服气地回答。老师大惑不解。此孩在背诵方面，进步神速，为何偏偏如此不快？“求求您，为我解释一下我背诵的是什么？”孙中山央求老师。
老师的心软下来了，深感此孩子极不寻常。孙中山继续央求说，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道理，为何这些方块字就不包含道理？老师无言以对, 但对孙中山的反叛，已由愤怒改为友善的同情。孙中山亦不为已甚，基于对老师的尊敬，以后更是加倍努力地背诵那些他毫不理解的古文。但心里还是反复地萦绕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些古文必定含有意义，终有一天我会找出它的含义。”
这段记载说明，那位老师自己对古文，可能也是不求甚解，否则他大可从此就向学生解释书中的微言大义。学而不思者，大有人在。否则孔子就不会道出“学而不思则罔”这句名言。
礼学渊源
笔者继续追查孙中山后来的礼学渊源，发觉他在香港所读的拔萃书室和中央书院，都有稍微涉及汉语的课程。譬如，他在中央书院的汉译英教科书中，就取材自各种典籍。其中，有题目是出自《圣谕广训》。
《圣谕广训》是由清朝官方颁布，并运用政治力量使之广为刊行的官方书籍，内文分为康熙《圣谕十六条》与雍正《广训》两个架构。《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之中的《圣谕广训》条（乾隆四十七年，即阳历1782年），阐明说：“方今布在学宫，著于令甲：凡童子应试、初入学者，并令默写无遗，乃为合格；而于朔望日，令有司乡约耆长宣读，以警觉颛蒙。盖所以陶成民俗，祇服训言者，法良意美，洵无以复加云。”
此外，香港中央书院的英文常识试题，有命学童以“遇贼争死”为题作文者。按该句所说的，是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人相食，赵孝的弟弟赵礼被一群饿贼抓去，群城要杀了吃肉。赵孝听说了，便用绳子将自己绑了去见群贼，说：“我弟弟赵礼挨饿很长时间了，他身上已经没什么肉了，不如我肥。你们把我杀了吃了吧，把我弟弟放了。”赵礼一听，急了：“不不不！你们是先捉住我的，吃我吧！怎么能杀我哥哥呢？”兄弟争死，这一下子居然感动了流着口水、饥饿红眼的贼人，把他们兄弟俩放了。这件事后来被文人编进了儿童启蒙读物《幼学故事琼林》。
又有英文常识试题，命学童把中国古籍之中，有警句谈到某些比性命更重要者，翻译成英语，并注明其出处。正确的出处应该是《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也。”当然，孟子只不过是发挥孔子说过的话，见《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众所周知，所及《论语》和《孟子》是“四书”中的两书，而上述之《书》和《礼》，是“五经”之中的两经。准此，可以说孙中山从中央书院的课本中，继续抽样地学习了“四书五经”。至于孙中山如何有系统地学习“四书五经”，就靠他自学了。
《小康》2018年08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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