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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05月《小康》上旬刊
  栏目:封面故事
一线城市:严控人口与吸纳人才的博弈

★文 /《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刘源隆

  
  对于二线城市用落户、给钱、送房子等“大招”吸引各类人才,本是人才聚集高地的一线城市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栽上梧桐树,吸引凤凰来,一线城市开始了一场与二线城市之间的人才“拔河比赛”。
  
  最近微博上有一个关于西安“抢人才”的段子:
  去西安走亲戚,警察问:“你是西安人吗?”
  “不是,我来走亲戚的。”
  “带回派出所,符合亲友投靠落户条件。”
  去西安火车站转车,警察问:“你什么学历?”
  “本科。”
  “带回派出所,办学历落户,火车票钱报销。” 
  街上闲逛,警察问:“你是西安人吗?”
  “行了,我是本地的。”
  “带回派出所,让外地的大学同学来派出所接你,然后同学落户。”
  段子自然夸张,但是却也诙谐地表现出了目前各大城市在“抢人才”大战中的力度。自2017年年初,武汉提出“五年内留住百万大学生”的计划,成都、郑州和西安等城市也不甘掉队,先后发布了“诚意十足”的人才政策。
  对于二线城市用落户、给钱、送房子等“大招”吸引各类人才,本是人才聚集高地的一线城市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栽上梧桐树,吸引凤凰来,一线城市开始了一场与二线城市之间的人才“拔河比赛”。继3月21日北京发布《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 (下称《管理办法》)后,3月26日,上海举行了一场“人才工作大会”,也推出了人才重磅新政。加上此前已敞开大门的广州和深圳,4个一线城市均已加入到这场蔓延全国的“人才升级大战”之中。
  
  北京:质量比数量更加重要
  这一次,北京将目标瞄准哪些人才?《管理办法》给出了具体回答,这些人才包括优秀创新创业团队、科技创新人才及科技创新服务人才、文化创意人才、体育人才、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人才、金融人才、高技能人才,以及教育、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健康等专业人才等,涵盖范围之广,令人惊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放宽年龄限制。《管理办法》规定,在年龄上,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三城一区”引进的人才,其年龄可放宽至50周岁,个人能力、业绩和贡献特别突出的可进一步放宽年龄限制。
  对此,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表示,应该为北京的人才新政点赞,“相比以前的人才激励政策,这次引才新政最大的亮点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才,领域非常宽泛,尺度、幅度都非常大,甚至包括一些技术人才都有可能落户北京。也就是说,只要你是高精尖人才,北京的户籍就会对你开放”。
  李国平认为,北京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更多的是站在国家立场、基于全球竞争而做出的这个决定,是为实现自身的城市功能定位来引进相关人才,“是定位在全球的高度来考虑人才的供给,而不仅仅是和一二线城市来‘抢人’”。
  在李国平看来,人才是分层次的。每个城市都有自身需要的不同类型的人才,很多城市所需要的人才未必适合北京,北京需要的人才也未必适合其他城市。每个城市都会根据自己的产业、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找到适合的人。
  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26日考察北京提出的“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新的定位,决定了北京需要塑造全新的城市格局。近几年北京大力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举措,腾退一般制造业、区域性市场和区域性物流功能,主要是为了加快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一旦有了“高精尖”的产业结构,自然需要引进“高精尖”的人才。
  然而,引才必然会使人口增加,这会不会又与北京严控人口规模的政策导向相背离?
  对此,李国平分析说:“北京在疏解功能的过程中,一定会带来人口的转移,但并不意味着北京不需要更多的人才,北京的引才新政与严控人口规模并不矛盾。”他表示,根据北京四大中心的城市定位,北京需要不断地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口结构的调整,质量比数量更加重要。
  那么,北京此举到底能够引进多少人才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中提出,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也就是说,2300万人是天花板。李国平分析道,鉴于2016年年末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数量是2172.9万人,算下来,北京大约还有127.1万人的增长空间。
  “北京的人口总量还没有达到2300万人,还有一定的容量来做人口结构方面的调整。只有调整了人口结构,才能和北京的城市发展定位以及产业结构更好地相适应。”李国平说。
  
  上海:形成高端人才新高峰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3月26日举行的上海市人才工作大会上表示,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人才是决定性因素,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渴求人才,特别是卓越人才。“必须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面向全球、面向未来”,“必须有引才聚才的强烈危机感和紧迫感,推出‘动真格’的举措”。
  在大会上,上海“动真格”的举措是推出了《上海加快实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方案要求在原来“普适性”政策基础上,抓牢科创建设的“关键少数”,着力在上海有基础有优势的领域,集聚造就若干能够走在全国前头、走在世界前列的“宗师泰斗”,形成若干人才高峰。
  2015年7月,上海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被称为人才“20条”。一年后,上海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在“20条”的基础上推行人才“30条”,形成人才改革的“四梁八柱”。
  政策效应正在逐步显现。近两年,726名外籍高层次人才通过市场化认定在上海申办了永久居留。2017年,上海共办理外籍人才工作证件8.1万件,目前在上海工作外国人才达到21.5万人,占全国的23.7%,均位居全国首位。
  尽管上海已成为人才高地,但还没有形成人才高峰。去年8月举行的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暨张江科学城建设推进大会,已传出明确信号,要在已出台的普适性人才政策“30条”基础上,争取出台人才高峰建设针对性政策。随着本次方案的落地,有助于上海形成门类齐全、梯次合理、充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体系。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大城市严控人口政策松动的一个信号,也是必然趋势。“特大城市从来都没有因为要控制人口而把高端人才排除在外,其人才政策的特点是,一次比一次松绑、优惠和聚焦高端,这是和城市功能发展相适应的。”
  与北京的政策类似,上海的人才引进也聚焦在重点领域,方案明确,聚焦的13个重点领域包括:宇宙起源与天体观测、光子科学与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与计算科学、脑科学与人工智能、航空航天、船舶与海洋工程、量子科学、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物联网、大数据。
  上海市人口学会副会长郁鸿胜接受采访时说,“城市产业跟着城市功能走,人才跟着城市产业走,城市功能定位决定城市的人才定位。上海吸引人才的重点领域是与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建设紧密相关的。”他坦言,上海要建设世界级城市,目前上海对国际化人才的吸引是不够的,同时,在关注引进人才的工作待遇之外,也要加强吸引人才及其家属的各项配套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方案重点强调了国际化的选才特点,坚持人才发展的国际导向,大力引进国际人才,大力推进国际人才本土化和本土人才国际化。
  
  广州:强势吸引金融人才
  广州,为在2018年的人才竞争中夺得先机,已于2017年12月就提前发布高层次人才认定、保障以及培养政策。相关方案计划在5年内投入15亿元,对经认定的广州市高层次人才给予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创新创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厚待遇。
  2月27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促进总部经济发展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广州将对新引进的总部企业,最高给予连续3年每年5000万元奖励。其中,无住房的总部企业人才,每人每月将获1000元租房补贴。
  广州落地的政策显示,“金融”与“基础教育”是两大抓手。
  实际上,对于广州市政府来说,吸引金融人才战略是早在三年前就开始执行的稳健、长期计划。
  金融人才吸引力不足,这也是广州市政府一直着力寻求解决的问题。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志英今年3月表示,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支持项目实施3年以来,产生的影响和效果越来越好。但是与北上深等城市相比,广州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还不足,接下来还要加大力度来增强对金融人才的吸引力,强化对金融人才的集聚能力。
  在广州市博士科技创新研究会会长彭澎看来,广州市政府对金融人才引进一如既往重视,与广州目前的金融产业结构不无关系。“离广州不远的深圳拥有深交所,对于金融人才的吸引力显然更强。之前,广州的银行业比较发达,但是目前从证券交易公司以及PE、VC公司的集中度来说,深圳的吸引力超过广州。”
  “高端人才更加看重当地的市场空间,除人才外,政策对行业本身的支持更加重要。”彭澎表示。
  2017年6月1日下午,广州南沙开发区管委会与国际金融论坛(IFF)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告南沙国际金融岛项目正式启动,IFF永久会址项目也正式落户南沙。
  IFF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其与广州、南沙联手打造的国际金融岛,将导入IFF南方总部、国际绿色增长基金小镇、国际金融学院学术智库等,其落子将为南沙源源不断输送国际高端金融人才,带动国际资本在南沙集聚。
  不仅是金融,南沙打造国际人才自由港,同时瞄向了包括“IAB计划”(即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端领军人才,田溯宁、杨致远、张亚勤、刘庆峰等国际AI领域领军者已受聘成为顾问,亚信、科大讯飞等人工智能领军企业也在南沙加大布局。
  “广州的传统名校很多,这是华南地区的其他城市都比不了的,传统名校资源的聚集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做到的事。”彭澎表示。对于广州来说,除了“要人才”之外,培育“人才的沃土”是与人才引进计划协同前行的政策导向。
  今年3月,广州向基础教育人才发出“英雄帖”,面向全国引进基础教育高端人才,并提出向人才提供最高150万元安家费,以及最长十年的租房补贴或直接提供人才公寓。
  
  深圳:保证人口结构稳定
  今年4月初,“求是漫评”写道:各个城市“抢人才”大战如火如荼,只为吸引“凤凰”栖息自己的“梧桐树”。重视人才,就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人才松绑,对待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更不能唯学历论、唯论文论、唯性别论、唯出身论。告别人才“标签”,激活人的内驱力,抢人才才能实至名归。
  而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中,吸引人才政策力度最大的就是深圳。
  作为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深圳的人才激励和保障力度在不断加强,尤其是在人才安居保障上“放大招”,留住人才。2017年4月10日,《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放宽了落户条件,除了引进人才的配偶和加入落户更加容易以外,也对年轻化、专业化、高技能人才的引进条件进一步放宽。7月17日起,《深圳市积分入户办法(试行)》正式启动申请,2017年度,全市积分入户计划指标共10000名。同年8月,深圳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口服务管理的若干意见》、《户籍迁入若干规定》等文件,提出将纯学历型人才落户门槛放宽至大专及以上,对人才入户量不设指标数量上限。
  中国城市经济学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丁表示,从深圳来讲,它仍然保持着30%上的制造业,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这个在学历上没有特别高的要求。一方面,需要有学历方面的人才大战,同时也要有技术基础的劳动就业人口。
  过去,深圳的人才落户政策重点针对具有高学历、技术专业知识者,以及高纳税者。截至2016年底,深圳户籍人口仅占常住人口的34%,相比北上广62%、59%和63%的比例,深圳的人口结构仍然有待优化。而得益于近几年来深圳不断放宽的落户政策,2017年,深圳市在册户籍人口达到449.86万人,全年增长45.07万人。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处副处长董彧说,适度地增加在册户籍人口规模,扭转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比例长期倒挂的现象,是人口结构稳定性的要求。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表示,一个城市的发展绝不仅仅是博士、硕士所能够支撑起来的,它需要的是一个人才的体系,珠江三角洲很多城市开始放宽对人才认定的条件,已经认识到了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多层次的人才的集聚。
  不唯学历论,实现了宽松的落户政策。此外,住房补贴更是成为吸引人才的一大“诱惑”。《深圳市人才安居办法》已经于2014年9月经审议通过,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人才安居采取实物配置和货币补贴两种方式实施。实物配置包括免租金租住、产权赠与、租住公租房和购买安居型商品房等形式;货币补贴包括购房补贴和租房补贴等形式。
  除了深圳市有补贴,在深圳各个区的人才政策中,住房补贴是标配。例如福田的“福田英才荟”新引进人才租房和生活配套补贴硕士12500元/人,博士15000元/人。
  “来了,就是深圳人”,然而高房价一直是人才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深圳在人才安居保障上放“大招”,正式成立了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将打造成为千亿级的人才安居房投融资、建设和收购平台,深圳计划向其投入现金1000亿元作为公司资本金。
  “十三五”期间,深圳市将新筹集建设保障性住房和人才住房40万套,几乎相当于特区成立30多年以来建设的政策性住房总和。其中40万套住房中,人才住房将不少于30万套。
  
  
《小康》2018年05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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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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