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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04月《小康》中旬刊
  栏目:粤往事
"中国第-所大学"的天大与北大之争

★文 /李丰耀

京师大学堂中外教员合影
  
  天大、北大对外正式的表述分别是"中国第一所现代犬学"和"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两校很少脱离上述限定语直接宣称"第一所大学",两校的定位都有其合理性。
  
  北京大学作为近代中国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民津大学(前身为北洋犬学)也自称"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这是为什么?看似风格迥异的两校有什么历史渊源?
  
  谁是第一?
  中国近代新式学堂诞生很早,1862年清政府总理衙门设立京师同文馆,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学堂,但是真正创办大学还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老大帝国不敌蕞尔邻邦,有识之士纷纷觉醒掀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高潮。在此背景下,中国近代大学应运而生。
  就在《马关条约》签订的同年,洋务派代表人物、时任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1895年10月2日,光绪帝御笔朱批“该衙门知道”,北洋西学学堂就此成立,转年改称“北洋大学堂”,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两级,初设工程、矿冶、机器、律例四个学门,学科的设置反映了盛宣怀办理洋务的实际需要。学堂历任督办从盛宣怀开始都由津海关道兼任,直接上级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王文韶到袁世凯都有所过问。因盛宣怀同时兼任津海关道以及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总办,学堂开办经费就由天津海关关税、电报局和招商局捐银组成,合计每年五万二千两。
  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工部尚书兼官书局大臣孙家鼐等人分别上书,请求在京师推广学校、开办大学堂。
  1898年,光绪帝半年之间连发多道上谕要求从速举办京师大学堂,6月11日光绪帝颁布百日维新的改革纲领《明定国是诏》专门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钦命咸丰九年状元、光绪帝师傅、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筹办。
  在由康有为委托梁启超起草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各省近多设立学堂,然其章程功课皆未尽善,且体例不能划一,声气不能相通。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由此规定了京师大学堂统领各省新式学堂并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开办科目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英、法、俄、德、日五国语言文字学,算学、格致、政治、地理、农、矿、工程、商、兵、卫生等学。开办经费需银三十五万两,常年经费十九万两,由户部筹拨专款。
  单就创办时间来说,的确是北洋在前;而京师大学堂的层次、规模、地位都更加重要和正规,因此其开办过程也迭经反复,异常艰难。就性质而言,北洋大学堂是第一所官办大学,主要依靠的是直隶一省之力。京师大学堂是第一所由中央政府举办的综合性大学,并且是唯一以最高学府身份创办的大学。
  每个国家、党派、团体都有各自建构的叙事体系,各有其出发点和依据,天大、北大对外正式的表述分别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和“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两校很少脱离上述限定语直接宣称“第一所大学”,两校的定位都有其合理性,处理得也比较克制且艺术,历史本就复杂多面,标准难定,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应该说,两所大学同为中国近代大学的先驱,代表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历程。
  
  两校师生,渊源深厚
  创办之初,两校都聘请美国传教士担任总教习,京师大学堂是丁韪良,北洋大学堂是丁家立。早期的两校也都由欧美留学生担任负责人,民国初年北大首任校长是留学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著名思想家严复,而北洋大学前后几任监督都是晚清选送的留美幼童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蔡绍基,反映了当时取法泰西、提倡新学的时代潮流。
  在清华作为专门的留美预备学校成立以前,北洋大学和京师大学堂是晚清官派留学生的重要基地。
  其中北洋大学第一班学生王宠惠在耶鲁大学博士毕业后,相继担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和袁世凯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并被聘为北大法律系教授;秦汾(1903级土木)获得哈佛大学天文数学硕士后担任北大理科学长;而京师大学堂学生李仪祉(1904级预科德文班)赴德国学习水利,归国后担任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被张含英誉为“我国由古代水利转变为现代水利的开路人”,1933年与北洋校长李书田等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后又兼任西北联大教授。除此以外,1901年考入北洋矿冶科、留美后改学经济的马寅初日后成为北大校长,而北大1913级预科学生刘仙洲于1924年担任北洋大学校长。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1927-1949年,也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国民政府历任教育部长均由北大、北洋两校学人担任。
  其中北大方面有蔡元培、蒋梦麟、李书华、朱家骅,包括曾短暂代理部长的段锡朋、陈雪屏,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1938-1944年由出身北洋大学的陈立夫(1919级矿冶科)担任,而陈的前任王世杰又同是两校中人,他曾于1910年考入北洋大学矿冶科,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毅然返回武汉参加革命,之后留学英法成为宪法学家,1920年代曾担任北大法律系主任及武汉大学首任校长。
  
  
《小康》201804月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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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8-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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