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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03月《小康》下旬刊
  栏目:封面故事
经济特区讲述“春天的故事”

★文 /《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刘建华

  创造奇迹 改革开放40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GDP)也从1979年的不到2亿元增长到如今的2万亿元,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改革开放40年,深圳从一个人口只有3万人的渔村发展到人口过千万的现代化大都市,深圳地区生产总值(GDP)也从1979年的不到2亿元增长到如今的2万亿元,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可以说,深圳道路就是中国道路的缩影,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
  
  位于罗湖蔡屋围金融中心区深南东路5016号的“京基100”,地处罗湖蔡屋围金融中心区商圈,深圳地标性建筑,在590米高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竣工之前,这里曾是深圳第一高楼,走入金融中心的大街小巷,无不感受到“深圳速度”。
  改革开放40年,深圳从一个人口只有3万人的渔村发展到人口过千万的现代化大都市,深圳地区生产总值(GDP)也从1979年的不到2亿元增长到如今的2万亿元,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深圳道路就是中国道路的缩影,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深圳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说。
  在家喻户晓的《春天的故事》里唱道“1979年,一位老人在沿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位老人就是邓小平,这个圈圈住了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厦门市,40年过去了,它们仍在用高速的经济发展延续着“春天的故事”。
  
  特区,杀出一条血路
  今天,走在深圳的大街小巷,你完全不会想到,40年前的深圳,会是一个仅有几万人口、穷得叮当响的小渔村。
  40年过去了,这个曾经的小渔村不仅跻身中国一线城市之列,更是代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金融科技先进的标杆。“这是当时时代所逼出的一条血路。” 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负责邓小平视察南方的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的陈开枝说。
  1977年11月11—20日,邓小平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当广东省委领导汇报一些边境地区的农民外出逃港问题十分突出时,邓小平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邓小平当即表态“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为此后提出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伏笔。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同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提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同月,邓小平还在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来信摘报》上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到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同年1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听取交通部关于招商局筹建蛇口工业区汇报。李先念最后在文件中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而邓小平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在随后到来的2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产生了在汕头设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吴南生通过电报向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二书记习仲勋、杨尚昆作了汇报。3月3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吴南生提出:“三中全会的精神是解放思想,我提议广东应当拿出一个地方对外开放。最好从汕头开始,可以在汕头建一个像台湾搞的那样的出口加工区。”习仲勋当即表示:要搞,全省都搞,除了重要侨乡汕头外,毗邻香港澳门的宝安、珠海也可以同时搞。
  1979年4月5—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4月17日,邓小平出席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习仲勋又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四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至此,完成经济特区设立的决策和立法程序,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
  
  深圳,特区的杰出代表
  众所周知,1980年,成立经济特区,不只有深圳,还有汕头、厦门、珠海,后来加上了海南,被称作中国五大经济特区。
  现在来看,深圳是最成功的。在当时的特区当中,深圳面积最小、条件最差。而现在深圳以一个县域的面积,创造出内地一个中等省份的经济规模,是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中排第四位的城市。
  深圳第一任市长张勋甫曾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他当时到深圳第一项任务是制止逃港。当时偷渡逃往香港一天最少有几百上千人,不仅是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深圳可以说有劳动能力的男人基本跑光了。深圳很多村子,除了老人和孩子,看不到年轻人,村子是空的。当时宝安县的统计人口是5万人,但实际已经不到2万人,还包括那些白天到香港打工,晚上回来在深圳家里睡觉的人。
  “因为太穷,而又毗邻港澳,所以,广东经常出现逃港事件。中山有个村,我曾经陪省委书记到那里调研,全村26户,男人全部逃光,只剩下一个瘸腿的队长。”陈开枝说,建国后,广东作为前线,担心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基本只有农业,没有什么大工业,1956年国家确定的156个重点项目,广东只有茂名一个。人均收入比内蒙古的牧民还低。此外,广东海外华侨的资源优势也发挥不了。
  其实,逃港的风险很大,一旦被抓到,就成了“坏分子”;另外,偷渡者基本上都是游水过去,葬身海底的人也很多。我去珠海斗门一带调研,发现那里的渔网收起来时,网到的不是鱼,而常常是人的尸体,实在是我们的生活太苦了!
  但是深圳一开放,全国的人都涌来了,可以说,深圳就是一个全开放的地方。国家画了一个圈,在这个圈里可以自由发挥。当地政府官员人少,也管不过来。管好治安,不出事就行了。办企业手续简单。开餐厅,开个商场,根本就不用办手续。当然也就不用交税。政府官少,也不需要太多税钱。深圳人就是这样获得了第一桶金。直到今天,深圳的官员也是给企业找麻烦最少的。
  说起深圳,不得不提到国贸大厦。这座曾经的神州第一高楼,位于嘉宾路与人民南路交汇处。于1984年10月兴建,1985年12月竣工。楼高160米,共53层,是当时全国最高建筑。深圳第一次创业的地标建筑,三天一层的深圳速度就诞生在这里。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在这里发表 “南方谈话”。
  现在国贸大厦所在的人民南路已经没有原来那样热闹繁华了,但国贸大厦的地标建筑地位不可动摇,对于老深圳而言尤其如此。现在登上国贸旋转餐厅看深圳,真感叹时光流逝,这座城市变化太快。
  在连续27年GDP总量位居全国城市排名第三之后,2016年广州GDP首次被深圳超越。深圳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经济第三大城。
  
  大湾区,改革再发力
  十几年前来过深圳的人都记得,要到深圳,必须办理边防证。
  “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是深圳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后的特定历史产物。1982年6月,深圳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用铁丝网修筑了一道管理线,路北侧用高达3米的铁丝网隔离,称为“二线”,与此对应的是深圳与香港交界的“一线”。这道线把深圳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俗称关内和关外。非深圳户籍人员需办理“边防证”,接受广东边防官兵检查后方可通过。
  1月15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文件《国务院关于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批复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关于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的请示》。为促进深圳经济特区一体化发展,结合特区建设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使命新任务,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
  虽然2018年1月国务院才正式批复撤销“二线关”,但这条管理线早已“名存实亡”。2015年,深圳全面启动“二线关”交通改善工程,随着16个关口岗亭全部拆除,二线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给予的经济特区特殊政策,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现在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跟过去经济特区的开放要求不一样,资源配置的门槛必须降低,人员、资金、物流要高效地流动。
  华中科技大学自贸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认为,撤销管理线的影响等于零,因为已经名存实亡。管理线当初的意义是试验性质,其历史意义大于现实作用,在某些特殊区域进行大胆尝试,慢慢复制推广到全国,以开放倒逼式的改革,到目前为止是行之有效的。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说,深圳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肩负着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探路的使命。从自贸区建设到撤销“二线关”,中国开始摒弃“政策洼地”,核心是打造“制度高地”,释放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积极信号。
  “二线关”的撤销,象征意义虽然大于实际意义,但对这一举措释放出的开放信号,引起人们高度关注。
  而此时的广东,正在谋划下一盘更大的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已上报,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将重点打造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全球先进制造业中心、国际金融航运和国际贸易中心。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回答撤销管理线的意义时表示,管理线的撤销将有利于促进深圳经济特区一体化的发展,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便利香港居民赴粤投资。
  粤港澳大湾区是指由广州、佛山、肇庆(市区和四会)、深圳、东莞、惠州(不含龙门)、珠海、中山、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是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并列的世界四大湾区之一,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高峰强调,我们正在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积极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的经贸互利合作。比如,我们在研究CEPA项下对港澳进一步扩大开放,并在广东先行先试;会同有关部门,完成CEPA升级工作,推动三地之间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货物、资金、人员、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积极支持广东自贸试验区发挥在粤港澳经贸合作中的支点功能,打造粤港澳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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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变迁
  凭票排长队:1950至1980年代,中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购物有价凭证。百姓只能凭粮票、油票、布票才能购买家庭生活消费品。门市部、供销社是商品供应的主要渠道。由于食品物资的匮乏,供应的时间仅有几天,每逢年关或节假日前夕,供应点就会簇拥着大量凭票购物的人们。
  冬储大白菜:到了无菜可买的冬天,每家每户只能吃储存的萝卜和大白菜。备秋菜的时节,大街小巷都停着装满白菜萝卜的大汽车,全家老小齐上阵争抢买到最新鲜的蔬菜,以备一整个冬天食用。
  农贸市场与批发市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全国实施了菜篮子工程之后,才彻底解决了副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各地都有了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后来超市也开始普及。蔬菜大棚更是确保百姓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蔬果,许多家庭开始随吃随买。
  超市诞生:随着改革开放,物资开始慢慢丰富起来,商品市场逐渐活跃。1981年4月12日,中国第一家超市——广州友谊商店自选超级商场开张。超级商场最初开办时,普通市民需要持外汇券才能购买货品。随着物质越来越丰富,超市开始普及,如今超市、便利店成为人们日常购买生活用品以及副食果蔬的最常见的购物场所。
  个体餐厅诞生:1979年邓小平指出:“要搞多赚钱的东西,允许个体户开饭店、小卖部。”这大大刺激了餐饮业的发展。1980年9月30日,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饭馆应运而生,当时的北京翠花胡同堪比大栅栏,挤满了看热闹的街坊四邻。从此,热爱美食的国人开始走出家门,下馆子流行开来。出了个体餐馆之外,中华老字号的传统餐饮业开始转型,适应新时代下国人的饮食需求。
  西餐遍地开花:随着各国文化的涌入,中餐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口味,俄罗斯西餐、法国大菜、意大利比萨、日本料理、韩国烧烤、洋快餐等纷纷进驻,人们不出国门便能吃遍世界。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则是洋快餐的进入。继1987年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前门开业后,1990年10月8日,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开业。
  追求健康饮食:到了21世纪初期,饮食的极大丰富导致了大量肥胖、疾病的产生,人们开始寻求健康饮食。粗粮谷物、水果蔬菜代替鸡鸭鱼肉成为人们追捧的健康美味。人们的饮食习惯,由原来的饱餐型向营养型、新鲜型、简便型转变。
  
  行的变迁
  自行车王国:上世纪70年代末拥有一辆自行车代步,是人们的梦想,也是幸福的象征。当时自行车与缝纫机、手表并称为“三大件”。80年代,自行车在城市基本普及成为百姓代步工具并逐步覆盖农村。那时,涌现出一大批自行车品牌,如飞鸽、红旗、金鹿等等。也因此,那时候中国被称为“自行车王国”。
  摩托车遍布城乡:80年代末90年代初,骑摩托车的宣传海报开始印入人们眼帘,摩托车开始走入了人民的生活。渐渐的,在城市骑摩托车的人越来越多了,摩托车款式也多样化了。进入21世纪,摩托车已完全取代自行车成为百姓的代步工具并遍布城乡。
  出门“打的”:几乎就在摩托车遍布城乡,成为百姓代步工具的同时,小轿车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在百姓生活里。“打的”开始称为流行词。1979年,港商刘耀柱创办了广州第一家民营出租车公司——白云小汽车出租公司,300辆出租车全部喷成红色,从此“招手即停”的出租车经营模式开始风靡广州并席卷全国。很快,从“面的”到小轿车,出租车成为人们出行的常用方式。
  私家车普及:1985年前后,北京吉普、上海大众、广州标致,三个有尝试性质的合资企业开始建立。90年代初,一汽大众、神龙两个大型合资企业先后上马。形成上海大众、一汽大众、神龙;以及天津夏利、北京吉普、广州标致“三大三小”格局。此时,少数人开始拥有私家车。进入21世纪,中国老百姓对于轿车被压抑多年的需求急剧释放。2015年底,数据显示,私家车保有量已达12435万辆。
  坐飞机出行:1980年,中国民航实现军转民,走上企业化发展道路;1987年,现代民航业架构基本形成;进入21世纪,政企彻底分离、政资分离和行业重组,使得民航业获得大发展。也因此,乘坐飞机出行,成为了人们的新选择。中国民航2004年旅客运输量首次突破了1亿人次;2006年突破1.6亿人次,自费旅客的比例超过了公费旅客,达到55%。到2016年,4.9亿人次选择飞机出行。
  高铁动车组运行:随着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的实施,CRH5A动车组于2007年4月18日起,正式运行于京哈线上。从此,“和谐号”成为新的中国铁路速度。如今,高铁以350公里达速运营的速度再次刷新了世界商业运营速度新高度,“复兴号”列车奔驰在祖国的铁道线上。截至201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的66.3%,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冠军”。乘坐高铁出行,成为了很多人的第一选择,以枢纽站上海为例,2015年春运40天,从上海地区发出的高铁动车共输送旅客超过630万人次,占客流总量的66.8%。
  
  穿的变迁
  并不凉快的“的确凉”: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物质慢慢丰富,市面上出现了一种少量的料子布“的确凉”。 这是一种化纤织物,通常用来做短袖衬衫,挺刮、滑爽、尤其是印染出的鲜亮效果,对熟悉了粗布粗衣或者是洋布洋衫的“灰暗国度”里的中国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视觉冲击。
  戴太阳镜穿喇叭裤: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随风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穿风越莱越丰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庐山恋》中女主角引领了穿搭的时尚潮流,这一时期,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流行,此外,连衣裙、套裙等也备受女性喜爱。1981年成立的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
  女排姑娘引领运动装潮流:1984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型美国洛杉机奥运会上实现“三连冠”的时候,北京流行起了运动装。色彩鲜艳的运动装成为爱美的人们首选服装。人们几乎随时随地地穿风运动服,甚至边成为了学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厂服。
  品牌服装意识初现:上世纪90年代女性服装变化的最快。人们的服饰型急速变化,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概括流行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流行。品牌服饰,如“真维斯”、“班尼路”等各个品牌专卖店遍布于各地,人们开始出现品牌意识。
  个性与定制:世界服装潮流中溶入越来越多中国元素,如“唐装”走俏全球、旗袍热遍世界,中国服饰正在全世界受到瞩目和尊重。此时,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成为了彰显个性的象征。随着人们对于个性化服饰的追求,曾经所谓同一款流行服饰成了人们最不愿意遇到的“撞衫”。另外,还有一部分时尚人士,除了对世界知名品牌服饰情有独钟外,也开始选择“私人订制”的服饰。
  
  
《小康》201803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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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8-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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