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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03月《小康》下旬刊
  栏目:封面故事
改革开放40年之变

★文 /《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郭煦 尤蕾

  浓墨重彩 回头望去,在这激荡神州大地的四十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17年的82.7万亿元,增长了226倍,根据世界银行标准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从禁锢走向开放,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羊肠小道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高铁将城市之间的距离缩短,移动支付让我们可以更加便利地买买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从温饱到小康,改革开放40年,带给老百姓的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时光荏苒,见证芳华。转眼之间,改革开放已满40年,步入不惑之年。飞逝的光阴里,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回头望去,在这激荡神州大地的四十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17年的82.7万亿元,增长了226倍,根据世界银行标准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到伟大工程,一直延伸到宇宙星空,40年的年轮上镌刻着中国每一步前进的光荣与梦想。1978年,老百姓赚100元钱有60元钱是拿来买食品。2017年中国老百姓每月39%的可支配收入用于购买食品,61%用于购买提高美好生活的商品。1978年,中国高楼没有超过200米,今天全世界10幢最高的大楼中有8幢在中国。1988年,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建成通车,2016年,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突破13万公里。更值得自豪的是,高铁总里程在2016年突破2万,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正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中国人早已圆了飞天梦,我国在2003年第一次将自己的航天员送上了太空,随后几年,有7批航天员先后进入太空。2013年,“玉兔号”月球车展开月面勘测任务,中国探月工程揭开历史新篇章。
  每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关键词”同样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民生等诸多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变迁中得到了最为生动的诠释。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每个中国人都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惠”。“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二字重千钧,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目标和举措,也体现了改革开放40年再出发的信心和决心。
  
  改革从农村开始
  40年前,安徽凤阳18名农民的“生死状”撬动了农村改革的阀门。那是1978年12月,18名“当家人”聚集在村民严立华家中,偷偷摁下了手印,分田到户。谁也不知道,这手印按下去是福是祸,而这种面对未知的忐忑在这份“秘密协议”上,就是一行令人嘘唏的文字:万一走漏风声,队干部为此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正是这种悲壮的“托孤”方式,使得若干年后,中国千百万个农村因此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村经济改革驶入正途。
  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改革不仅仅改变了农村,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原浙大管院院长、管理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名誉委员高尚全指出,总的来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到目前为止,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目标探索”“框架构建”“体制完善”“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四个阶段。
  在农村改革上,以小岗村为典型的一些地区率先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试验,这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随后推广到全国。包产到户头一年1979年,在遭遇罕见大旱的情况下,小岗村依然取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文革”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之前20年的产量总和;交售粮食6.5万斤,自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交售油料2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的18倍。
  40年过去,曾经“托孤”农民之一严金昌已经75岁,“40年前吃不饱饭,住的都是茅草房;如今我们住进了新房,办起农家乐,一年净利润十来万元,7个孩子开超市、办农家乐、开澡堂,日子过得都不错,家家都有小轿车”。今年1月,由中央网信办主办的2018年“新时代、新梦想”网络媒体新春走基层活动在小岗村启动,严金昌回忆起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
  改革从农村入手,一方面让农民拥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承认乡镇企业、城乡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的合法性为农民离开土地、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腾挪”空间,以带动和发展农村经济。
  1979年,当全国推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时,位于江苏省的华西村另辟蹊径。时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提出调整产业结构方案,全村500多亩粮田由30多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工业转移。在吴仁宝的安排下,一些村民外出学习技艺,学成归来后办起了锻造厂、带钢厂等,全村陆续创办了40多个企业,95%的村民投入工业生产。1980年,华西村工农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成为中国第一个“亿元村”。
  在改革开放浪潮之下,一批批明星乡村被塑造起来,除小岗村、华西村之外,还有大邱庄、南街村、南山村、滕头村、圭叶村、合寨村、西王村,等等,他们当中或者因财富积累突飞猛进而备受瞩目,或在探索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和民主发展过程中有历史性突破,每一个村庄都以鲜明的特色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变迁。在此过程中,乡镇企业家、万元户等新词被创造出来,成为了那段特定历史的时代印记。
  小岗村的改革一直未曾停歇。2004年,作为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农村任职干部,沈浩到小岗村担任第一书记,拉开了第二次大变革的大幕。沈浩通过调研走访摸清了村情与小岗村存在的问题,经过多次与村民交流探讨,确立了发展现代农业、开发旅游业、招商引资办工业的“三步走”振兴小岗村的思路,并制定了详细的措施。
  2006年起,多名大学生到小岗村创业、农业产业化企业落户小岗村,葡萄园、草莓园等相继出现。农民手中的土地则开始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同时,小岗村创新了流转方式:农户与村委会签订协议,村委会再统一和企业签订协议,最大限度避免农户的风险。
  也是从2006年开始,小岗村在发展旅游业的指导下,建成了大包干纪念馆,向人们展示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历史,吸引外地人前来参观。而农家乐则是另一大亮点,解决了农村土地流转后农民干什么的问题。2016年小岗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68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169元。
  改革开放让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2006年1月1日起,实行了上千年的农业税取消,减轻了农民税赋负担;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是青壮年进入城市,成为新一代产业工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以及首次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都将推动农村发生更大的变革。但是,农村问题也一再凸显,有些甚至到了不能够回避的地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乡村空心化、水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探索性的路子也开始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弊端凸显,使得曾经的明星村渐渐走下“神坛”。如何解决改革中遇到的瓶颈?答案依旧是改革,继续深化改革。
  
  热火朝天 1984年,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巨变在人们热火朝天的干劲中拉开大幕。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1984年,TIME有一期封面是一位中国年轻人拿着可乐站在长城上,封面标题是《中国的新面孔》。1984年中国开始了城市体制改革,中国的马路上出现了很多的广告牌、出现可口可乐、中国城市的围墙开始一堵一堵消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和民营企业……”吴晓波在《激荡四十年1978—2008》年终秀时这样描述城市改革之初的情景。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
  其中,特别令人关注的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社会主义经济界定为商品经济,而非计划经济,被公认为中国改革在认识上的一次质的飞跃。
  然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80年代末,对市场化改革,社会出现了不少质疑的声音。有的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认识上的争议制约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进程。这一天距离苏联解体刚刚过去了23天。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针对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争论,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拨开迷雾,改革速度加快,1992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批转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关于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提出下一步进行股份制试点的指导思想,要求大胆推进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6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争取用10年左右或更长一些时间,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体系、城乡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同月,国务院通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有步骤地把企业推向市场。
  “下海”,在那个时期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同时也表达出人们对于这些改革开放“弄潮儿”的艳羡与钦佩。受南方谈话影响,1992年开始,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工作的知识分子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其中包括著名的企业家陈东升、田源、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人。这批企业家日后被人称为“92派”,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算得上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勾勒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按照上述框架设计,在各个领域各种层次上展开了全方位的改革与开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化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积极引导和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大力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到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出现了一大批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许多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改组为控股公司;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对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
  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逐渐得到认可,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3—2011年,我国取消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健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加快推进。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了投资体制,政府投资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扩大。土地、劳动力、技术、产权、资本等要素市场进一步发展,水、电、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步伐加快。
  从2012年开始至今,改革开放进入了“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非常明确地表明,第一,改革不再拘泥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而是涵盖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全面的改革。与此同时,为落实这些改革内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为此成立了7个专项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就将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改革任务分解为336项重要举措,逐一确定协调单位、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今,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国走在了前列。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中国互联网领域的三大巨头,尽人皆知的BAT。以其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不仅成就了非凡事业,而且成为了中国新兴经济的代表。
  当然,没有任何经验和历史前路可循的改革开放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吴晓波表示,我们国家开始把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打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不可否认,“先富带动后富”的设想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看来,中西部、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确实存在。另外,一些人滋生了“一切向钱看”的错误想法,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绝;为了牟利,使用非法添加剂,苏丹红、孔雀蓝、三聚氰胺、瘦肉精等等严重威胁着国民的身体健康;追求经济利益而牺牲环境破坏生态……事实上,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正视,也在不断推进的改革中寻求解决之道。
  
  保障网络 通过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和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基本医保在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在较短时间内织起了全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保网。
  
  知识改变命运 教育改变国运
  从1978年开始,江西省南昌市蓼洲街社区的甘福保老人,都会在高考结束后,到江西省高招办买试卷。这个坚持了近40年的习惯,是甘福保向高考致敬的独特方式——1978年,30岁的他,被高考改变了命运。
  时间再度定格在1977年的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一阵春风,吹进千家万户,并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正式恢复。12月11日起,关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之门重新开启。570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人,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军营哨所纷纷奔赴考场。隆冬时节的寒冷遮不住他们胸中涌动的暖意——通过个人努力奋斗改变命运的希望之路打通了。恢复高考给当时的一代青年带来了希望,许多人的命运由此发生了转折。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教授刊发于《中国考试》上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恢复高考,改变的不仅是一批人的个人命运,而且改变的是人才的选拔机制。举国上下逐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风尚。从那时起,高考作为高等学校连接社会的重要环节而备受关注,高考成为整个国家一年一度的盛大社会活动,高考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过了考试招生本身。
  “通过高考把年轻人吸引去接受高等教育,让全社会重新重视教育、重视知识,这是恢复高考前后最大的一个转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张宝通自认为是高考的最大受益者,是高考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即便是在今天,高考制度仍然是大部分人改变人生轨迹的重要一环,只要有高考在,就给了学子们一条通向美好未来最通达、最公平的道路。”
  恢复高考,为人才向上流动提供了公平渠道。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永新对此深有同感,他回忆说,高考给了所有人平等的机会。1977年高考对考生几乎不设门槛,他的大学同学里有很多连初中都没上过,年纪大的同学几乎是年纪小的同学父辈的年龄。
  与“知识改变命运”之先声相呼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奔涌而来。正如全球化智库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所言,恢复高考“在思想、理论与实践上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成为一个国家得以重新复兴和兴旺的根本”。
  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一代人”的“那三届”学人自觉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清楚地记得,在他读大一期间发生了三件大事: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美。这些重大事件深刻影响了钱颖一的人生选择,20世纪80年代他留学美国时从数学专业转向经济学,就是因为受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时代感召。
  “因为40年前的高考,我们这一代人走到了今天。我们更有责任去思考,面对新形势如何把教育办得更好、把人才培养工作做得更好,保障国家下一步发展的需要。”在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看来,为建立创新型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当前教育的重要使命。大学急需走出一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新路。
  国务院参事汤敏认为,终身教育是教育发展的方向。“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低成本的、多样化的终身教育体系,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现行教育体系基本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是为大生产服务的,而当今世界已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如果不能建立紧跟新技术或新知识的终身教育体系,很快就会被无所不在的人工智能所淘汰。所以,要根据第三次工业革命甚至第四次工业革命来重新定义教育。”
  
  社会保障改革织就安全网
  社会保障改革是举国上下都十分关注的领域,因为它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与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从国家战略高度来加以重视,并积极、理性地推动这一制度的健全与持续发展。
  回顾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变迁的路径,可以概括为由国家—单位保障制向国家─社会保障制发展。从总体上看,这一制度的变革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985年之前是改革准备阶段,原有制度因经济改革难以为继,各地都在积极探索自发试验。1986年至1992年进入改革时代,但强调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新制度缓慢生长。1993年至1997年是作为市场经济体系支柱之一,带着明显追求效率优先的烙印。1998年以后,开始恢复社会保障的公平价值取向,并开始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加以建设,进而实现了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从自发变革到自觉变革、从被动配套到主动建设、从单项推进到综合推进和全面建设新制度的转变。而2009年以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公共投入力度持续加大、社会保障惠及全民的广度显著扩张的事实,则表明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正在从长期试验性状态走向定型、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一个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快速形成,这应当是近几年国家发展进程中最为重大的成就。
  作为举国上下乃至整个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有着异常复杂的时代背景与影响因素,同时又是全面而深刻的变革。迄今为止,除公职人员退休制度等个别保障项目仍基本保留着原有制度的框架外,其他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都处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
  许多事实都证明了中国社会保障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首先,实现了国民社会保障观念的革新。原有制度下形成的是国民靠国家、靠单位、靠集体的传统保障观念,改革以来则逐渐形成了政府、企业、个人及社会各方共同分担保障责任的意识,从集体主义、父爱主义到个人适度负责、互助主义,从恩赐意识到平等意识,从等级差序到公平取向,从权利主义到责任分担等等,这种观念的革新,事实上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理性发展扫除了最重要的观念障碍。
  其次,实现了新旧制度的整体转型。概括而言,就是国家主导、责任共担、社会化、多层次、权利义务相结合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全面地替代了原有的国家负责、单位(集体)包办、板块分割、封闭运行、福利型的国家—单位保障制度。
  再次,创建了独特的统账结合型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即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引入了个人账户,构建了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这一制度创新亦为世界提供了新鲜的经验。
  1979年,原卫生部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政府减少投入,医院逐步独立经营,允许个体医生行医,打破了国营公立医院一统天下的局面。1985年4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由此拉开了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2003年,全国部分县(市)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1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村居民全覆盖。医改以来,特别是“十二五”以来,围绕健全全民医保体系,通过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和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基本医保在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在较短时间内织起了全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保网,实现了人人病有所医,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健康福祉。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表示,新时代的社会保障改革必须尽快消除阻碍新型社保体系建设的传统体制、机制性障碍,同时对以往改革中的不足进行纠偏,要完成好这样的双重改革任务,就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他强调,新时代社会保障改革再出发必须首先厘清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落实共建共享和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发展理念,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出发来统筹规划整个社保体系建设,合理构建多层次保障体系并明确不同层次的功能定位,抓住主要保障项目的制度结构与责任分担机制等关键环节发力。
  
  从“蜗居”到“广厦”,
  住房改革托起百姓“安居梦”
  过去40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亿万中国百姓作为这一奇迹的创造者、亲历者,自身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房子是一辈子的事,有的时候没啥事了,夏天开着窗户我就想还是这房子好,以前那个太脏了……”李淑琴的家位于哈尔滨市民生尚都社区的一个高层楼盘,门上贴着崭新的红对联,透着过年的喜庆劲。冬日的暖阳透过向南的阳台,照在宽阔的沙发和洁净的大理石地砖上。李淑琴89岁的老母亲斜靠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任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
  民生尚都是哈尔滨市最大的保障房项目,也是最早启动拆迁、最先开工建设的棚户区改造安置项目。2013年,李淑琴一家和周边近4000户居民一起搭上了棚改的班车,从住了近30年的破旧平房换成这套70平米的高层住宅。
  改革之前,我国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应该说,这种制度模式在当时较低水平的消费层次上,较好地满足了职工的基本住房需求,但是也让国家和企业为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1980年4月,邓小平明确指出,住房改革要走商品化的路子,由此开启了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幕。邓小平说:“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付清。住宅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考虑买房合算。”此后,我国房改大致经历了试点售房(1979-1985年)、提租补贴(1986-1990年)和以售带租(1991-1993年)等改革阶段,以及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确立(1994-1997年)阶段。
  1994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启了城镇住房制度正式改革之路。该文件提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把各单位建设、分配、维修、管理住房的体制改变为社会化、专业化运行的体制;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同时,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并存的住房信贷体系。
  而房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则是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该文件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再往后,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更好、更快地发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提出:各地要根据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进程、居民住房状况和收入水平的变化,完善住房供应政策,调整住房供应结构,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
  应该说,我国城镇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是顺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而为,但除此之外,还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内在动因。这主要是,在当时旧的福利分房制度条件下,由于租金低廉,无法维持正常的房屋维护,而且使政府背负着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与此同时,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配以收入分配调整政策,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而住房货币化的登台,正好可以成为拉动内需的最好办法,启动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改善结构。
  数字统计显示,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米,缺房户达869万,占城市总户数的近一半。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2012年的32.9平方米提高到2016年的36.6平方米,6000多万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李淑琴和他们的很多邻居正是其中的受益者。
  其实,不只是住房,从禁锢走向开放,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羊肠小道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高铁将城市之间的距离缩短,移动支付让我们可以更加便利地买买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从温饱到小康,改革红利给老百姓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2018年,中国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物换星移,岁月如歌。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给出了新“考卷”,等待我们用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不懈奋斗来作答。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所说,“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
  
  
《小康》201803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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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8-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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