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人 卢乐山先生是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科的奠基人，是幼儿教育的拓荒者，用一生见证了百年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变迁。她所著《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蒙台梭利教育的专著。
卢乐山先生是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科的奠基人，是幼儿教育的拓荒者，用一生见证了百年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变迁。她所著《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蒙台梭利教育的专著。11月9日，先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100周岁。让我们重温她的口述史，品味先生对幼儿教育一往情深的初心。
我出生在一个教育家庭，因此我与幼儿教育结下不解之缘，首先是受家庭影响。我的祖父、外祖父都生于清朝末年。他们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主张改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教育。作为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实业家，祖父和外祖父集中全部家产兴办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其中外祖父在家兴办的严氏家塾、严氏女学、严氏保姆讲习所及附设蒙养园，祖父在家兴办的卢氏幼儿园、卢氏小学（后扩展并改名为木斋学校，包括高初中），都是北方较早涉及幼儿教育的机构。
我的母亲是严氏保姆讲习所的第一班毕业生，曾担任蒙养院教师，并开办过幼稚园。我的一位姑母和两位表姐，都曾学幼儿教育，并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在祖辈的“教育梦”和家庭浓重的教育氛围影响下，我从小就进了母亲和姑姑办的幼稚园以及小学，又在外祖父所办的南开中学读书，最后走上与母亲、姑母、表姐同样的路，成了一名终身的幼儿教育工作者。
从自家学堂到燕园“教育梦”
在我不满三岁时，因家里准备搬迁，卢氏幼稚园及小学暂停，母亲便送我到天津女师附属幼稚园。我在幼稚园的时候，正是中国教育界从学习日本转向学习欧美的时期，幼儿教育也不例外。卢氏幼稚园前后两位老师是我的表姐严仁菊和严仁清。她们幼年时曾在严氏蒙养园学习，后又同进美国教会办的北平贝满女中附属幼稚师范，学习美式的幼儿教育。
我在满六岁的时候，达到上小学的年龄了。可是卢氏小学停办，我便到严氏女学读书。当时我们的校长叫尹劭询，女学里专门有一间屋子是他的办公室，我们有事了就要见校长。我们进去先行个礼，校长再问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校长和我说，“你进来的时候看到门是开着的，你出去的时候就还让它开着；进的时候门是关着的，出去就要把门关上。”我这一辈子老记得这句话，就是东西原来是什么样子，你应该还是让它什么样子。
我所上的南开中学是南开女中。南开女中成立于1923年，比男中成立晚，但一切都按男中的规章制度办事。作为南开中学的创办人，学校初建时，外祖父严范孙经常关心，并给予具体帮助，曾偕同张伯苓校长到各地参观学校的管理方式。
1934年，我考入了燕京大学。记得我当时的入学考试是在和平门北师大的老校区，即现在的北师大附中里的考场进行的，考试的科目包括英文、中文、智力测验。
我既想当教师，自然就选了教育系。但初入燕京大学时，我并不知道教育系有学前教育专业。所以，一开始我选的是普通教育专业。不久，一位教育系的同学叶秀英告诉我，她选的是学前教育专业。我问她：“那不是幼稚师范专修科吗？”她说已经改成本科了，我听了非常高兴。因为这本来就是我最喜欢的专业，只是原以为燕大还没有设立本科才没有选。所以，我就立刻找系主任商议，决定改成以学前教育专业作为主修，普通教育作为副修。
几年的学习和锻炼使我深深体会到：学前教育不是婆婆妈妈的事，而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又是一门特别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科，幼儿教育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毕业前夕虽然听到一些议论，诸如：“当幼稚园老师？以前那就叫保姆！”“大学毕业生当幼稚园老师，是不是大材小用？”等等。但我接受了曾绣香老师的建议：“应当先到幼儿园去做些实际工作，多接触孩子，然后你才有资本当幼儿师范学校的教师。”
对于教育系五年半的学习，我觉得，燕京的教育系固然不像历史系、中文系一样拥有许多知名学者，学术氛围浓厚，但教育系在联系实际方面，做得比较多。我觉得自己理论上没什么成就，但是我一直很注意实际，愿意去做，这也受燕京教育系的影响。我以为，我们学了点东西，就应该把它给做出来，不是搁在肚子里，而是做点对周围人有用的事情。我把这种思想归结起来，就是“学习不忘服务，治学不脱离实践”，这成了我一生追寻的教育理念。在这一点上，燕京大学给我的教育和祖辈给我的教育是一致的。
在燕京大学教育系的学习，使我深受教益，坚定了我一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可惜好景不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早晨，高厚德先生站在大礼堂台上无奈地宣布“燕京大学暂时关闭”，我们几乎都哭了出来。可是没有办法，只好离开热爱的校园。几位男同学为大家推着行李，我们携手步行进了西直门，实在感到难舍难分，于是相约在我家欢聚了几天，然后依依道别，各奔前程。
“游学”岁月
抗战期间，沦陷区的高校在关闭之后，陆续都在后方复了校。燕京大学以及几个教会大学也选择在成都复校。得知这个消息，1944年，我与几名同学南下成都，去完成被中断的学业。
复校后的燕京大学只有一栋楼，没有设教育系，所以特别请了四川大学教育系的蒲主任指导我的论文。我那时候在树基学园工作，刚好树基儿童学园的藏书比较雄厚，我所做的研究对象又是儿童读物，在阅读材料上比较方便。就这样，我于1945年6月完成论文，获得硕士学位。
我和雷海鹏是在燕京大学本科阶段认识的。后来家里人知道我和雷海鹏好了，就创造机会让我俩多见面，也就算谈恋爱了。1945年夏，六月份我研究生毕业，八月中旬抗战胜利，八月下旬我们俩就结了婚，那是我人生中最热闹的一个夏天。
1946至1947年，蒋良玉园长第二次赴加拿大进修访问，托我代她负责树基儿童学园的全部领导工作。她回来时，也替我向加拿大教会申请了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儿童研究所进修的奖学金。雷海鹏在华西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两年后他的主任也为他申请到多伦多大学的奖学金。
几经周折，我们到了多伦多。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始建于1827年。它是加拿大最大的大学，科研实力很强。它所在的加拿大多伦多，是北美第四大城市，加拿大的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多伦多大学儿童研究所在儿童心理研究方面具有世界声誉，它是由Dr.William Blatz在1925年到1926年间成立的，Blatz教授一直担任研究所所长直到1960年。研究所在整合儿童高水平研究、引导在职教师培训、探索儿童教育模式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研究所的课程主要是教育与儿童心理学，重点是实习和讨论。讲授儿童心理学的教师是儿童所所长、著名的心理学家Blatz教授。他曾经跟踪研究了一家五胞胎女孩的成长过程和个性变化经历。通过长期研究，他认为：孩子的个性虽有遗传因素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就拿这五胞胎姐妹来讲，他们都出自一母同胎，又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但她们每人的个性却很不同。原因是每个孩子是由不同的成人照管，受了不同成人的影响。五个孩子一起生活，每个人又受着其他四个姐妹的不同影响。由于每个人都有了不同的个性，便影响到成人对她们的不同态度，进而又影响了她和别人的关系。如此，外部的各种关系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到她本人个性的形成。总之，儿童的个性是受着多方面复杂的关系影响而逐渐形成的，而不是受某一方面的单独影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激动人心的消息连续传到加拿大。雷海鹏和我准备毕业后立即回国，一方面是想回到自己国家工作，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当时已怀孕，很希望把孩子生在中国。当时回国对我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去的时候，就并没有想不回来的事情，更何况我不愿意作 “白俄”一样的“白华”，于是我们便回了祖国。
蒙台梭利的钻研与实践
1950年 8月30日，我和雷海鹏从加拿大回到北京。
1952年全国各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北师大原保育系与教育系合并。教育系包括两个专业，即学校教育专业和学前教育专业；学前教育只有一个教研组。
院系调整的时候，系主任彭飞找我和张韵裴谈话，保育系已改为学前教育教研组，并任命我为主任，张韵裴为副主任。我当时真是蒙了，以为自己听错了，我低声问张韵裴：“是资料室主任吗？”她说：“不是，是教研组。”我有些吃惊，忙对彭飞说：“我做不了。”张韵裴在旁边阻止我，并解释说：“现在是分配任务，不能推辞，要服从分配。”我不敢再说什么，带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开始了学前教育教研组主任的工作。
“文革”结束后，除了继续之前一贯关注的儿童游戏和玩具研究外，我开始重点研究蒙台梭利教育，并于1985年出版了《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一书。送走了研究班的学生，我已经满七十岁，于1987年年底办了退休手续。当时的学前教研组给我开了个纪念会，给我庆祝七十岁生日，当时的主任祝士媛还特别请启功先生给我写了个“教永春长”的题词。
过了三年，到了1990年，当时的教育系主任顾明远来找我，希望我回来。就这样，我又回到了系里。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初次招收硕士研究生，领导分配我担任导师。之后教育系又开办了一届学前教育研究生班，系里又把这项任务给了我。
后来，我有机会和国外联系，初步接触到蒙台梭利教育。它在其他国家既曾受到过不少赞扬，也受到过不少批判和反对。特别是在美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衰落后，又获得了复兴，并且在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很大。于是我想，对这个意大利女教育家，应当仔细了解一下。
写《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的时候，我没能去国外查阅资料。这本书的材料，得益于在文学院工作的挚友杨敏如，杨敏如有个哥哥叫杨宪益，他的爱人是英国人，她有一本蒙台梭利的书，但只是很薄本的小册子，托杨敏如转给我。等看完了这本书，当时就有同事劝我干脆翻译出来吧。可是我尝试了一点点，发现不好翻译，因为这本册子不太全，前后有些内容自己不是很明白。于是我就想，多看点吧，兴许能翻译得好些。这样一连好几年，慢慢地就我所看到的，我写了《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这本书，他们都评价这是国内最早的蒙台梭利专著。
随着改革开放，更多新东西涌进中国为人所知，我对蒙台梭利教育的看法又有些转变，我又写了《实事求是地对待蒙台梭利教育》等等，讲述了怎么学习蒙氏教育的问题，这就和最早那本书里的立场和内容有所不同了。
我们学习蒙台梭利，如果要完全按照她的教育去实施，只能作为一个试点研究或实验，看看效果好坏如何，不能简单地让全国都按蒙台梭利一个模式。有比较，才有鉴别，便于取长补短，也可以提高我们自己的认识，使思想更开放、活跃，对蒙氏教育的看法也会更客观，实事求是。有人说：“如果将一种不同的肥料加入蒙氏教育之中，将会出现更强壮、更健康、更美丽的花朵。”
《小康》2017年12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