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
驻村帮扶不是仅盯着一时一事，而是体现帮扶的综合内容和综合措施，它需要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配套与协调，所追求的也不仅是收入的增加，更应着眼于村民幸福指数的提高。
作为最基层的农村干部，驻村干部肩负着帮助农村搞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带领广大群众发展农村经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美丽新农村的重任。
但是，伴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精准扶贫成为扶贫开发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点工作。与以往相比，精准扶贫对驻村帮扶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如何让驻村干部真正融入农村、扎根农村？如何完善驻村帮扶的长效机制？带着一系列问题，本刊记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毅，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启臻进行了采访。
《小康》：干部驻村是我国农村工作的传统方式之一，在当下推进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与以往相比，对我们的驻村干部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
王晓毅：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对于精准扶贫，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传导氛围。各个地方对驻村工作队都有了一整套责任、监督、评估、奖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在短时间精准扶贫自上而下压力传导机制的畅通。与过去相比，现在驻村干部的压力增大了很多。
在压力增加的同时，驻村干部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参与基层工作的机会。例如精准扶贫有明确的要求，驻村干部必须走访所有住户，在贫困户的建档立卡中，驻村干部需要签字确认，承担责任。并且更重要的是，驻村帮扶不只是引进一些资金、一些项目，而是要帮助贫困村建立精准扶贫机制。驻村机制与第一书记相结合，多数的驻村工作队长同时兼任第一书记，拥有一定权力参与村支党委的决策，对整个乡村治理的力度比过去增强了很多。
朱启臻：精准扶贫有个特殊要求，就是帮扶的人需要精准到户，确确实实帮助贫困户解决实际问题。它比过去的驻村帮扶更加精准，更有针对性。
不过，到目前为止，具体操作中，普遍存在一个难点，因为农村的情况非常复杂，很多驻村干部不了解农村，难以发现具体乡村独特的价值，也很难找到帮助贫困户持续脱贫的有效途径。因此仍采取的是过去的那种引资金、引项目的工作思路。
这种工作思路的转变非常困难，必须具备很强的专业知识，了解农村工作的工作方法。所以，大力度地进行驻村干部的培训工作显得十分必要。
《小康》：人们在讨论驻村帮扶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一句话，即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请问“最后一公里”主要问题是什么，造成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
王晓毅：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我们很多地方，特别是在一些特困地区，由于青壮年外出打工，村支党委不够有力、健全，使得很多政策措施在当地难以很好的落地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打通最后一公里，我认为主要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在短期内，需要外面派驻一支强有力的队伍进驻拓展工作；二是通过党建扶贫，完善贫困村村级组织建设。
朱启臻：确实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现在我们很多政策、公共服务、扶贫资源可能达到了乡镇一级，但达到农村还存在许多障碍。那么，谁能把它们送到农村里面呢？驻村干部是重要力量之一。
当然，有些问题，驻村干部能解决，但也有些问题，驻村干部力量有限，也不一定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要。
《小康》：干部驻村帮助当地引进项目、引进资金，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欢迎，但是也有很多案例反映，驻村帮扶项目在农村落地容易，扎根很难。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王晓毅：精准扶贫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带有更多社会福利、社会救济色彩，比如对没有生产能力的贫困户对接低保，对贫困学生提供教育支持等等。这一部分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精准识别，驻村干部的参与可以提高精准程度，避免优亲厚友。
另一部分则是难度更大的开发式扶贫，扎根很难的项目可能多是指这些项目。
关于开发式扶贫，首先，成功的案例远远比失败的案例要多得多，不能一味的批评。
其次，失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分为三点，一是在贫困地区发展产业经济，是一个技术活，并不是我们凭着政治热情，就可以做好的。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强驻村干部的培训，只有真正了解农村、农业发展规律，才能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也要调整驻村干部的选派方式，应该充分考虑驻村干部的个人专业素养和贫困村的具体情况具体需求，合理选派，从而提高帮扶效果。
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对于整个宏观形势的判断失误和市场波动。一些产业扶贫项目在最初的时候是很成功的，但因为后来市场形势发生变化，无法继续。只要是市场经济就必然存在着市场波动，但是过于短期和剧烈的市场波动往往会给产业扶贫带来困难。政府如何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减少市场的剧烈波动，特别是农产品的剧烈波动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三，农村如何发展，需要更多当地农民参与决策。现在驻村干部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出现一些替农民决策的情况。科学的决策和多方的参与可以减少决策失误，特别是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决策，承担一些责任，形成被帮扶的群众、帮扶单位、地方政府责任共担的良好氛围，多少都能够规避一些风险。
朱启臻：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写了一本书，主题是“柔性扶贫”。之所以提出“柔性扶贫”的概念是基于“刚性扶贫”事实。以往扶贫理念大都是以资源短缺与不足为贫困的原因，而扶贫实践则是以获取外部资源为特征。两者结合就形成了强大的争取外部资源的动力，外部资源的设置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很难适应千差万别的反贫困实践。为了争取到宝贵的扶贫资源，就只能采取削足适履的措施投其所好，使自己的扶贫项目与上级制定的项目相符合，而不顾其是否符合当地实际需要。这是刚性扶贫的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以往的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定点扶贫、对口帮扶等诸多扶贫类型中，无论是输血式还是“造血式”扶贫，其注意力都是集中于获取外部项目资源，有什么项目就做什么事，上级设置了什么项目就把它机械地搬到贫困乡村去，不管它是否适合乡村的需求。
柔性扶贫内容不是仅盯着一时一事，而是体现扶贫的综合内容和综合措施，不仅要重视基础设施、产业与文化设施、民居等硬件建设，还强调与硬件建设相配套的柔性项目，如社区对资源的配置及管理能力，社区内部对公平性的认知与行动，村民文化、法制、道德与社会责任素质的提高，民俗与乡土文化的传承与活化，村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培养等等，同时也注意对贫困村民价值观的教育与培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配套与协调，所追求的不仅是收入的增加，更着眼于村民幸福指数的提高。
《小康》：现在驻村干部压力很大，难免会出现一些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等，如何规避这种情况？对于驻村干部的考核，你有什么看法？
王晓毅：形象工程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形象工程比实实在在的脱贫更容易完成，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实实在在的考核。精准扶贫的最终目标是脱贫，也就是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所以考核还是应该更多地放在脱贫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上，减少形象工程对脱贫的干扰。给真正帮助贫困户脱贫的驻村干部更多的正向激励，包括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
朱启臻：要规避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要把精准扶贫当做一场运动，而应以持久战的心态来对待它。脱贫，并不是2020年脱贫目标实现后，扶贫事情就结束了，2020年以后还是会有贫困的问题。驻村干部要将扶贫作为一项事业去做，而不能以“镀镀金”，或者为了完成上级任务的心态来做这项工作。
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驻村干部面对成功案例的典型，却不清楚为什么别人会成功，所以学习经验，经常会学一些表面的、非本质的东西，甚至是被扭曲的东西。因此，对扶贫的研究应该跟上去，帮助大家分清楚成功与失败案例的本质是什么。
在我看来，驻村帮扶成功的核心要素就是一点，驻村干部知道乡村发展规律，了解农业特点。尊重规律是个前提条件，但目前能做到这点的人却少之又少。
扶贫其实是一个对老百姓再教育的过程，素质提高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这种考核制度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过程。比如说修马路，驻村干部找来了资金，找来了施工队，就把马路修起来了，但是这个路花了多少钱，怎么花的，怎么修的，和老百姓没有一点关系，群众的参与程度等于零。这样怎么能够培养脱贫的积极性呢？
所以只看结果，评估考核的标准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启臻
《小康》：近日，陕西榆林有4位官员因为精准扶贫帮扶工作不力被免职。并且当地出台了一项措施，计划对驻村干部进行GPS定位管理。对于这件事情您怎么看？我们应该如何对驻村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
王晓毅：短期之内采取非常手段，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通过技术手段在对人的监管方面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但是却解决不了驻村帮扶干部的能力问题。第一，短时间内大量干部被派驻贫困村，对于干部的专业素质强调不足，但是扶贫需要专业知识，仅凭政治热情是不能做好工作的。而且一年一轮换的派驻制度也不利于干部的知识积累。所以核心问题是驻村帮扶干部的能力建设问题。
第二，长远来讲，我认为还是要将精准扶贫放到农村发展的大框架中。解决什么样的干部才能做好精准扶贫工作的问题，我认为还是应该推动驻村帮扶的精细化、专业化，只有真正懂农村、爱农村的人，才能把农村工作做好。
朱启臻：这种管理方式解决不了问题，我们的目的是让其更好地工作，更好地帮助村里脱贫，如果没有思想，没有主意，没有资源，即便天天守在村里也没用。
加强管理，应该是让有能力的上，没有能力的下，做不好就免职，不仅驻村干部要免职，派遣驻村干部的上级领导也要负相应的责任，增强大家的责任心。不要把扶贫当儿戏、走过场。
另外，激发驻村干部工作热情，最根本的还是要让他们了解农村，按规律办事，当驻村干部掌握了乡村发展规律，解决了老百姓的实际问题，在工作中就会获得成就感。只有他发自内心的想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才能真正做好。
《小康》：不同帮扶机构因为自身的资源禀赋不同，带来的帮扶力度也不同，由此造成的帮扶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能否解决？
王晓毅：这种情况确实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有钱有权的单位和没钱没权的单位，帮扶力度差别很大。特别是过去，大家都很欢迎财政部门、农业部门等有项目的机构到当地帮扶。即便是在现在精准扶贫时期，这种现象也没有完全杜绝。
我们在看到这种差别所带来问题的同时也要看到其积极作用，通过有效的机制扬长避短，例如有些地方会将帮扶力量最强的机构派驻到脱贫难度最大的地方，恰恰是利用了这种帮扶力量的不平衡。
另外，为了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国家投入不断加大，也在一定程度上相应地减小了帮扶单位的影响。
朱启臻：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对此中央也曾多次强调，要将帮扶资源纳入基层政府的统一规划中，使大家利益均沾。但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考核要求，谁做好了就是谁的政绩，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小康》：如何完善驻村帮扶的长效机制？
王晓毅：引入外部力量推动农村发展不仅仅在中国有，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机制。中国在解决了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脱贫问题以后，农村发展仍然会面临很多问题，通过外部力量推动农村发展，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可能需要外部力量长期在其中发挥作用。因此，完善驻村帮扶的长效机制，我们可以需要基于农村发展的长期需求，考虑如何构建一个为农村提供综合服务的机构，它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扶贫，而是推动当地农村发展。说到底，贫困的问题仍然是全面发展的问题。
朱启臻：完善长效机制，首先当地政府应该会同相关专家，根据乡村发展规律，对当地扶贫措施作出整体规划，将来无论是谁来驻村，都应该按照规划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能换个人就换个主意。
《小康》2017年07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