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人才一体化、公共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还面临着许多难题与挑战，在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过程中，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作为我国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三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交通、生态、产业升级等方面的一体化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人才一体化、公共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还面临许多挑战和难题。京津冀协同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何应对这些难题和挑战?未来应该如何发展?围绕这些问题，《小康》记者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江，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范集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玲玲进行了采访。
用“大手笔”破解“大城市病”
《小康》：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定位?和长三角、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有何不同?
吴江：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层面区域发展战略的首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个大思路、大战略，要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这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模式不同，它要求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而言，它的平台大得多。
实际上，国外经验也不足以支撑京津冀发展，这是国家的长远战略眼光。大战略需要沉住气，要循序渐进地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逐利，不是追求眼前效益的，切不可短视，必须着眼于全球发展定位。京津冀是在培育增长新动力和新的增长极、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发展战略，这是要给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提供样板的。
对于这样的大手笔，以前国内外都没有，是区域发展模式的新探索。对谁而言，这都是一个新事物，换句话说这是中央的深谋远虑，要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
刘玲玲：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在周边地区形成若干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城市群，建立都市圈，让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交通往来便捷。
我认为要重点解决乡村劳动力流失、北漂青年生存压力大的问题。过去产城空间布局的发展与年轻一代对大都市的要求有一定距离，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规避。都市圈不是摊大饼，而是在更大空间里的“都市化”。以某一城市为主要中心，周边分工明确，各有侧重点，相互又有独立性，生活、工作、交通、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资源比较均等，这样就能无缝对接。此外，每个城市之间还要有生态隔离，建立一套更科学的空间布局，构建城市与城市之间新的空间关系。
我认为我们已经到这一步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北方这个都市圈中应该做一次新的尝试，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再解决周边城市乡村的“空虚化”。
范集湘：京津冀协同发展，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从区位看，它的物理距离、人的文化、商业的关联度都比较高。而且经济的半径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所以京津冀发展大有潜力。
蔡玲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
《小康》：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注意什么?
刘玲玲：我觉得要借鉴国际经验，比如日本的都市圈和乡村运动建设，在那一代人中是很成功的，但下一代人就不买账了，不愿意留在小城镇中了。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也要遵循发展规律，要破解“大城市病”的问题。
我相信，未来经过二三十年我们会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都市化建设之路。目前，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圈已经成型，未来可能在武汉有一个中部城市群。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政府要有合理的规划，发展同城化，而不是摊大饼。我认为都市圈的空间布局要合理，而且要吸引年轻人来。
吴江：我国长期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是个“老大难”问题，而京津冀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最为突出、最为复杂，关注度最高，解决难度最大。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与要素流动面临显性和隐形壁垒、区域发展的统筹机制欠缺等密切相关。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构建开放的区域统一市场，建立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新体制，破除“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方式，在协同治理、协同创新、一体化发展方面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目前“一亩三分地”的问题只能说在规划层面解决了，下一步需要特别针对干部，通过比较深入、系统的培训学习，解放思想，统一认识。
范集湘：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要淡化和破除行政体制对经济活动的制约，真正让经济活动中的人流、资金流、物流、商业流、车流的流动，在京津冀发展中能够畅通无阻，这是最根本的。
行政上没有障碍，并形成推动力，相关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进程就会顺利推动，然后物流、基础设施方面也形成一体化，再加上税务、通讯等方面能够实现均等，一体化指日可待，效率将是成倍的。
张薇：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三地的要求是不同的，北京要更强;天津要在保持突出优势的同时，弥补劣势;河北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要积极提升自己的发展空间。吸引人才主要靠的是软环境。
张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小康》：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处于什么定位?
吴江：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交通和环境一体化是三个重点，但没有人的协同，其他协同很难推进。世界级城市群要拥有世界级人才集聚群。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就是要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具体病症是资源告急了，病因是对人的虹吸效应超过了其可承载的能力。
人才一体化的目标就是要围绕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打造一个更大的生态圈。这个生态圈什么样?它应该类似于珊瑚礁的生态圈。珊瑚礁仅占地球面积的1/1000，然而约占海洋生命种类1/4的物种都生长在珊瑚礁边。珊瑚礁是很贫瘠的碳酸钙形成的岛屿礁石，本身没有多少营养供给，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的生物存在?这种能够抵御巨大海浪的神秘力量就在于组成珊瑚礁的那些相互链接的微生物，是它将碳酸钙的原子与海浪阻隔开，并把那些原子拼排成一种对称结构。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作“达尔文的悖论”。说明生命的创造力不仅依赖适者生存，更需要协同结构。正由于珊瑚礁的开放性结构、包容性生态，新的生命才不断变异进化、繁衍生息。实际上一个区域发展也需要形成结构合理的人才群落，京津冀无论是资源、产业，还是人才，都面临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小康》：《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部际协调小组工作机制》和《京津冀高级专家数据库管理办法》的落地情况如何?
吴江：大家积极性比较高，三地都朝着京津冀协调发展而努力，不过目前，落地情况仍任重道远。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国家投入建立了平台，但整体行动方案细则还未出台，具体怎么做，三地仍在研究。其次，北京公共服务完善，成本低、效率高，而且机会相对更公平，信息公开透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仍非常大。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天津、河北要达到北京吸引人才的程度，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更核心的问题是打造良好的软环境，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小康》：人才一体化面临哪些挑战?需要如何解决?
吴江：人才面临的问题，根本上而言是解决战略性结构问题，北京缺高端人才;天津缺科技成果转化的现代装备制造、物流人才;河北缺科技成果转化的产业人才和技能人才。
关于三地人才建设，我们提出了一体化的整体推进思路，重点包括4个方面。首先是事业平台一体化;其次是要联合出台一批好的吸引政策;第三，建立规范统一的人才市场;最后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具体目标是打造人才三个极，各自突出特点。北京要培养高精尖、原始创新人才;天津需要装备制造业方面的科技人员;河北则要实现科技转化的创业技能队伍。由此，在京津冀范围内形成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
改革需要先行先试，目前，已经规划了五个人才体制机制改革试验区。通过“多城联动”的人才工程，到2030年建成世界高端人才集聚区。
提前做足规划，未来才会更好
《小康》：舆论普遍认为公共服务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一个短板，该怎样补齐这块短板?
蔡玲：以养老为例，我觉得要多管齐下。首先政府要在选址、土地利用等政策上给予支持;其次，要引进民营资本参与;第三，相关的社会培训要跟上，养老服务不仅是资金、土地，更重要的是护理、医疗等相关领域的服务，因此专业培训很重要。
试想，随着交通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如果北京的老人到河北或燕郊去养老，护理成本、生活成本都低，交通也方便，何乐而不为呢?不过目前，还存在异地医疗报销的问题。我们通过调研了解到，老人反应最强烈的就是医疗报销问题，希望将来医保可以打通，同时医生也能更频繁流动。
我认为未来的养老服务很可能形成一个产业链，包括相关的食品提供、医疗服务等等。也就是说将来京津冀的产业合作不仅仅是过去转移的思路，而是可能产生新产业，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我觉得体制机制上要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更多的突破。
《小康》：三年来，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得怎么样?存在哪些问题?
张薇：作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配套很多东西，才能制定出具体的方案，所谓的战略目标才能实现。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北京科技资源丰富，但北京的高端人才、高端成果要真正在津冀转化成为产品，甚至成为支柱性产业，需要一个过程。
比较现实的问题是，实验室成果在转化为产品的过程中，没有提供实验、检验、测试等方面的配套设施，相关人员素质也有待提高。另外还有实验室开放的问题，有些设备的运行维护成本很高，但配套设施和人员都跟不上。因此，从战略提出到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道理谁都懂，但在实际操作中，三地发展水平不一样，政策很难完善地支撑。所以还是希望能有顶层设计推动国家工作，再立一些规章，或鼓励地方立法，配套实施这个战略。同时，通过机制改革提升北京优秀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小康》：科技是生态治理的重要力量，您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生态治理怎么看?
张薇：我对地下水的污染比较了解。实际上，10多年前就有专家提出相关治理建议，但声音比较弱。
地下水和诸如煤炭等资源不一样，它是可以调节的，在雨水丰富的年份可以通过渗透进行补充，实际上，过去北京的地下水资源是很丰富的。然而，在近些年北京摊大饼的建设中，地面硬化严重，雨水就不能渗透下去。虽然现在“海绵城市”的提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但如果早有这种意识该多好。
除此之外，对京津冀地区而言，地下水是一个流域的概念。北京三面环山，降雨的时候水往低处流，会沿着山坡向两边流，这就不是按行政区划进行的。因此，有序开采就非常重要。此外，地下水也符合从高往低流的规律，上流污染问题也要重视，要放在大系统里考虑。 总之，生态环境是处理人与自然生态如何和谐相处的关系问题，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提前做足规划，未来才能更好发展。
《小康》2017年03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