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委的职能、法律定位等各方面需要通过修法实现，当中涉及宪法的修改。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重大的政治改革;改革后的监察委将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今后的国家机构体制应该是人大选举产生“一府一委两院”;试点省市的监察委将先完成检察机关反贪等部门的转隶工作;试点省市监察委改革领导小组均由省市委书记任组长。
近日，北京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小组召开首次会议。至此，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的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均已公开亮相，这表明中国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开启。
此前，中央高层便已着手规划国家监察体制改革。201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明确提出，“抓紧做好行政监察法修改工作，为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提供法律保障”。
今年初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讲话中提出，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他还明确要求，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三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消息一出，引起舆论巨大关注，各大媒体均解读为中国监察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的标志，意义深远、重在“治本”。
实现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在京晋浙调研期间，王岐山强调，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要坚定“四个自信”。在坚持党的领导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决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实践探索的变革时期，凡是有利于党的领导的就必须坚持和加强。全面依法治国是党的主张，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王岐山指出，监察委员会实质上是反腐败机构，监察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成立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执法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党委要担负起主体责任，一把手负总责，纪委是专责，要把认识统一到中央的要求上来，联系本地区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改革全面铺开和制定国家监察法提供实践基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机统一。
王岐山强调，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要聚焦试点方案确定的任务，把握好动态平衡，防止过犹不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试点工作作出有关决定后，先完成检察机关反贪等部门的转隶，确保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推动人员融合和工作流程磨合。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与执法、司法机关有机衔接、相互制衡。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表示，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最重大的举措。这还是由治标为主转向以治本为主、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并通过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最重大利好。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首先将完成原属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渎职等部门的转隶。
现状：反腐力量过于分散
反腐败学者、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目前中国的反腐败机构当中，不仅有纪检监察机构，也有检察机关的反贪机构，还有政府机构中的监督机构，比如审计部门。从机构的类别上来讲，各个力量分布于行政机关、党的机关和司法机关等不同性质机构中。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金程则谈道，事实上，反腐败力量的分散，在反腐中就需要部门间的沟通、协调、配合，就可能降低预防和打击腐败的效率。
另一个问题是，按照现行的《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并未被纳入监察范围，存在监督盲区，未能形成全覆盖的国家监察体系。
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吴建雄也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监督空前加强，但对国家机器和公务人员的监督还不尽如人意。
吴建雄举了一组数据：2015年，全国查办的征地拆迁、医药卫生、生态环保、扶贫救灾等民生领域腐败犯罪案件涉案达32132人，其中非党人员占45%，“暴露出非党公务员的纪律约束存在空白地带”。
马怀德指出，监察机关还面临着人财物由地方政府控制、独立性不够，监察手段有限、偏重事后监督等问题，亟须通过监察体制改革予以破解。
此前，中纪委驻国家粮食局纪检组长赵中权也曾发文提出，根据中国反腐败需要，可考虑对现有分散在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局)等的反腐败专门机构进行整合，成立相对独立的反腐专门机构。
现在的国务院组成部门监察部以后将与其他反贪部门联合组成新的监察委员会，新的监察委将可能与国务院并列。
以法律破解“同体监督”难题
《方案》明确提出设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这就意味着，今后各级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国有企事业单位等无不纳入到国家监察的视野之中。法律没有特区，反腐没有例外。
对反腐败资源力量进行有效整合是此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马怀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整合现有反腐资源力量是提升监察权威性、提高反腐效率的必然要求。
更值得大家关注的是，监察委员会涉及人大，和纪委党内监察不同，纪委带有党纪党规性，而监察委员会则带有法律性。这样就破解了“同体监督”难题，成立监察委员会无疑全面提升了反腐机构的法律地位，更大程度上解决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问题。
十八大以来，从制定八项规定，到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从修订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到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近四年的时间里，中国不断建章立制、立规明矩、固本培元，让反腐从治标向治本，步步走深入。期待试点省份能够以试点为契机，筑牢制度笼子，同时为其他省份做好借鉴从而实现顺利“拷贝”。
此外，试点过程中尝试的大监察体制，据信也会将法律的修改提上日程。
马怀德说，包括监察委的职能、法律定位等各方面都需要通过修法实现，涉及的法律包括行政监察法、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审计法等，而且修法中还会涉及到与其他法律的衔接，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过，马怀德认为，试点时间不会拖得很长，一两年内应该有初步的成果呈现。然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固化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
增强在反腐败工作中的权威性
媒体评论员马浩亮认为，王岐山调研京晋浙在释放多重信号。首先，中央从全局层面加强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十八届六中全会部署从严治党时，将“国家监察机关”单列，而后中央明确在京、晋、浙三省市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三地此前均已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由省(市)委书记担任组长。
选择这三地进行试点，具有深刻考量。在地域上，北京是首都和全国政治中心，山西在发生塌方式腐败后正在重建政治生态，浙江则是民营经济发达活跃的地区，选择三地进行试点，具有不同的风向标意义。
而王岐山此番首次以“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亮相，标志该项工作在中央层面也有了宏观掌舵机构，有助于从全局把控、协调改革的进展。
其次，明确了未来新型监察机关的名称、职能和定位。目前体制下，监察机关归属政府序列，国务院组成部门中设监察部，地方一般设监察厅、监察局。按照王岐山在调研中所指出的，新的监察机关为“监察委员会”，定位是“反腐败机构”、“监督执法机关”。不再是单纯的“行政监察”，而是“国家监察”，将政府系统的行政监察，与检察院系统的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和预防职务犯罪等职能，有机整合。
可以预想的是，今后的国家机构体制应该是人大选举产生“一府一委两院”。监察委员会将独立于行政、司法系统之外，是平行的关系，提高了独立性。
再次，王岐山在调研中也明确了监察改革的路线图。一是需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试点工作作出有关决定，二是要先完成检察机关反贪等部门的转隶。由于现行法律中并未有“国家监察”的内容，各级人大也没有选举产生监察会的职权。因此，要进行改革，需要全国人大做出有关决定方能实施，这也是依法治国的程序体现。
作为监察机关的重点环节，检察院系统的反贪部门将首选转入监察委员会。2015年底到2016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职务犯罪预防厅等合并组建升格为新的反贪总局。地方各级检察院也有类似改革。将这部分职能划入监察委员会，明确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将大大增强在反腐败工作中的权威性。
《小康》2016年12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