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 在媒体面前的刘震云，幽默健谈，但是，私下相处中，女儿刘雨霖认为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她想通过一种“褪去自己、不见导演”的理念拍电影，让观众看不见导演的影子，看不见摄影机在哪儿，而是在故事中“忘掉了自己，找到了人物”
在北京中信书店，作家刘震云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被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11月4日，在“光棍节”到来的前一周，迎来了这个诠释着“孤单”的《一句顶一万句》同名电影上映。
在前期宣传的过程中，作者刘震云给电影取了一个卖座的标语，认为这是“一顶绿帽子下的史诗”，导演刘雨霖则认为这是“一部内心的战争大戏”。
试出了一个奥斯卡奖杯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的扛鼎之作，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并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等20多种文字，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
同名电影的故事截取了小说的后半段，聚焦小镇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讲述牛爱国跟踪并掌握妻子出轨的证据后，深陷一场内心之争。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一句顶一万句》电影海报上印的导演刘雨霖，正是刘震云的女儿。
在媒体超前点映会上，一身干净利落的黑色连衣裙，加上红耳坠与红指甲，今年29岁的导演刘雨霖，身材和气质颇有些神似舞蹈家杨丽萍。杨丽萍以曼妙舞姿征服观众，而刘雨霖用电影表达她对艺术的追求。
出生于1987年的刘雨霖拥有着显著的80后特点，在别的导演都在为票房大力宣传时，她最在意的却是豆瓣上的影评，她表示，很想与豆瓣上为电影写差评的人见面，好好交流。
不同于作家父亲的相貌平平，刘雨霖容貌姣好，身材高挑，这位漂亮的姑娘从小到大基本上只有两个爱好，一个是做饭，一个是拍电影。
她喜欢电影，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将电影当成一生的职业，她本来想做名人访谈类主持人，后来时间久了，通过慢慢的积累，刘雨霖又希望用电影镜头语言来呈现那些被忽略的普通老百姓及其背后“波涛汹涌”的故事。
于是，她索性就试了试，想着不喜欢了可以再改个职业。
没想到，这一试，就一发不可收拾。
在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毕业后，2010年，刘雨霖获得纽约大学校友、华裔导演李安的推荐，进入纽约大学攻读导演专业，研究生二年级时，她休学一年担任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的场记工作。2014年，她编剧并执导的个人首部电影短片《门神》入围了30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获得了包括第41届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在内的八项国际奖项。
拍电影用的是“笨功夫”
不工作时的刘雨霖，喜欢下厨，到全世界旅行，还有读书和运动——游泳和瑜伽。她说自己的朋友圈也十分接地气，一个卖鸡蛋灌饼的小贩或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都可以成为她的老师与朋友。
这位喜欢看电影的“文二代”，称自己“不是明星”，相对于“幸运”这个天生的光环，她更愿意提起的是“笨功夫”这个关键词。
“笨功夫”，是刘雨霖谈到拍摄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她本科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半路出家”拍电影，让她比别人更知道努力的重要。
在《一九四二》剧组做场记的一年，让刘雨霖第一次见识到拍电影的真实过程，为她后来独立执导影片打下了重要的基础。“11台胶片机同时运转，成千上万的群众演员，各个部门有条不紊地合作，冯导在顾全大局的同时注意各个细节……这些都让我看到了什么是大制作。”刘雨霖说道。
而且，这位85后坦言，从父亲手上拿过《一句顶一万句》的拍摄权，其实并不容易。毕竟，此前也有许多导演找过他，都想拍《一句顶一万句》，但他都没给。
2014年初，身在纽约的刘雨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说自己想拍《一句顶一万句》。“我其实就讲清楚了三点，一是为什么要拍，二是怎么拍，三是我来拍跟别人会有哪些不同。”全书共有100多个人物，情节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刘雨霖觉得必须舍弃大部分内容，因此她只选取了其中的牛爱香、牛爱国两个人物，想专心把这姐弟俩的故事讲好。她还想通过一种“褪去自己、不见导演”的理念拍电影，让观众看不见导演的影子，看不见摄影机在哪儿，而是在故事中“忘掉了自己，找到了人物”。
半个小时之后，刘震云同意了，并且出任这部影片的编剧。得到父亲的许可，刘雨霖并不认为自己是靠父女情面。“我琢磨了半年才跟他沟通，如果他只是因为我是他女儿就把拍摄权给我，那样太不负责任了，而且是在难为我。”
毫无疑问，由自己的女儿来完成关于自己家乡的一部作品，这本身，就非常具有意义。作为刘震云的读者，恐怕不难发现，这位河南人的作品有一半是跟其故乡有直接联系的。在他看来，这种联系一方面是天然的，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出现，比如地名、人名，更重要的则是故乡给他世界观、方法论的培育和滋养。“作为一介书生，我唯一能做到回报家乡的就是通过作品让更多人了解河南、了解新乡、了解延津，这是我对故乡的一种眷恋。”
但是，对电影抱有期待的人不禁担心，作为成长在北京的80后，刘雨霖是否能体会到父亲对家乡的那种眷恋呢?
血脉的贯通，或者始终有一股寻根的力量。
虽然在北京出生、成长，后来到国外读书，但刘雨霖每年都会回延津老家。耳濡目染，刘雨霖对河南的风土人情有一种情不自禁的热爱和向往，乡土情结融入她的血液，成为她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她说，电影拍摄期间，她时时刻刻感受到来自家乡人的温暖和情谊，她说，我不仅要拍出家乡最美的景色，还要拍出最美的普通人，拍出他们的渴望和他们内心深处、无处诉说的情感，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回忆起小时候，刘雨霖总会记得父亲带着她蹲在路旁，边啃西瓜，边观察来来往往的人。还记得她跟着作为公益律师的母亲郭建美帮助老少边穷地区的妇女维护法律权益。“我见过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是什么样的。他们会为两块钱的盐发愁，但对一个新宝宝出生的喜悦，跟纽约洛克菲勒家族有一个新宝宝诞生的心情是一样的。”刘雨霖之所以想拍电影，便是想把这些生活中被忽略的普通人的喜怒哀愁表达出来。而这样的普通人视角，也与刘震云作品中惯有的平民立场相一致。
“我对《一句顶一万句》原著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在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的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与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刘雨霖与小说中传递的这种情感产生了共鸣： “《回延津记》更多讲述的是关于寻根，寻找一个说得上话的人。”
当刘震云还在为这部小说做前期准备时，刘雨霖便跟随他在全国4个省市采风。小说出版后，她又反复读了很多遍，产生了把小说搬上大银幕的念头。
谈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刘雨霖说，父亲教会她如何用双眼和双耳去观察和倾听生活，倾听那些被人们忽略的人间情感和故事。“更重要的是，他支持我的一切决定，支持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意志改变我，我很感激他。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发现我可以用电影这种方式来讲述我心中的故事。”
父亲照亮了她前方的路
《一句顶一万句》拍摄地就在故事的发生地河南延津，除了牛爱香的火烧摊儿是搭的景，其他全部为实景拍摄。五六线小县城里，塑料彩条布搭的夜市排档、小学门口接孩子的电动车、火车站前的馄饨摊儿……影片选择在延津县、辉县宝泉景区、新乡市区等三个地点拍摄，群众演员全部来自当地。影片从2015年10月29日开机，到2016年元旦前后杀青，历时两个月。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的主要工作是创作一个有力量的故事，刘雨霖和全体工作人员则努力朝这个方向前进。“刘老师的工作从开拍那一刻起就已经停止了。”刘雨霖回忆，刘震云偶尔来剧组探班，也就坐在监视器旁边听听歌，烤烤“小太阳”，晚上张罗喝喝酒。在拍摄中，二人并未就剧本发生重大分歧，主要就一些细节进行讨论。
电影杀青后，父女俩都很低调，刘雨霖闭门谢客开始后期制作，刘震云则远赴国外，对此事缄口不谈。
直到宣传期，父女二人才展示了那种微妙的默契，一起出席各种宣传活动，女儿一直保持谦逊的姿态，而父亲开始大力为女儿吆喝。
在媒体和观众面前的刘震云，幽默健谈，然而在私下的父女相处中，刘雨霖仍然觉得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而且讨厌别人说废话，“一件事如果三句话说不清楚就不要说了”。因为拍电影的缘故，二人的交流变多了，但在刘雨霖心中，父亲“只有在说起剧本和人物的时候才滔滔不绝，他内心洪流的表达都献给了作品”。
“我都不记得上一次叫他爸是什么时候了。”刘雨霖笑言，如今，无论公共场合还是在家里，她称呼刘震云为“刘老师”，而刘震云直接叫她“导演”，“有一次我脱口而出叫了一声爸，他都没反应过来。”
经过这次拍摄，父女的关系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在艺术追求上达成了一致。“我们都是用敏感和柔软的心去观察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细节，无非他用文学，我用电影。”对刘雨霖来说，“刘震云女儿”的身份从不是一种压力，她既不否认，也不排斥，“这是我一辈子的荣耀，他照亮了我前方的路。”
在刘雨霖非常在意的“豆瓣影评”里，对电影给肯定态度评价的非常多，其中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说出了大部分观影者的感受：“虽有几分青涩，《一句顶一万句》仍然具备某种叩问人心的力量。它总会让人忍不住想象片中语焉不详的牛爱国和牛爱香们多年来失语的内理和缘由，更让人不时回忆起在生活的冲刷下，我们是如何一点点地与他人渐行渐远，如何从最初的一个人，变成最终依然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是微妙的中国式孤独，微妙到难以对另一个人言说。”
“我对影片的票房期待不高，定个小目标，二十亿就好。”在宣传活动面前，刘震云总是笑着说出这句时下非常流行的“小目标宣言”，台下的观众每次也都被他这句话逗乐，但是他们也知道，无论这个目标实现与否，刘震云都会为这位特殊的导演，感到自豪无比。
《小康》2016年11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