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去 目前，我国有70余万名科技特派员活跃在田间地头，他们担负着将人、科技成果和资金融合在一起的重任。
作为我国人才体系的一部分，科技特派员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他们活跃在农村基层一线，带动6000多万农民开展创新创业，在这背后，有着怎样的与市场接轨的经验呢?
对奥地利农机专家施泰格而言，来到中国是一个新奇的体验。去年11月秋收过后，在北京通州国际种业公司(以下简称为“通州种业园”)的田间，他戴着手套，身着灰绿卫衣制服和牛仔裤，在一台绿色新型小区播种机前不断摆弄，原来，他正在教农机服务队的成员如何使用这台新装备。周围学员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不久后他们将作为这台机器的操作员在田间地头作业。“小区播种机由一整套设备组成，我们有一个团队负责指导和维护。”施泰格说，“作为团队一员，我很荣幸到中国为大家提供服务。”
引入先进的农机设备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奥地利的小区播种机又是如何与中国结缘的呢?
70余万名科技特派员“带着农民赚”
种子是农业发展的基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农业科技水平，我国虽是种业大国，但良种繁育与国外仍有较大差距。为了缩小这一差距，2011年7月，科技部与北京市共同建立了通州种业园，作为“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一城两区百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州种业园确定的发展模式为：将种业企业聚集，并让科研院所促进企业发展。
要想让企业聚集绝非划出一块地那么简单，更不要说嫁接科研院所的服务了，“重要的是要有一套配套服务体系和措施，以便更好地服务园区中的企业。”通州种业园总经理王铭堂说。
经过5年发展，如今，已有250余家国内外科研院所和企业进入园区。对于这些入驻的企业单位而言，有很多田间作业的农机需求是共通的，自家配备费用高，向外租用又不规范，何不自己组建一个呢?种业园农机队应运而生，但很快又遇到了新问题：相较于大田生产，园区更侧重种业研发，往往是模块化播种、管理、观察和记录，其对播种的精度有着非常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小区播种机技术，而国内的设备还达不到要求，怎么办?
其实，我国从1978年起便引入了奥地利的小区播种机技术，而奥地利正是全球最早实现小区条播机械化作业的国家之一。通州种业园很快想到了奥地利朋友，“施泰格所在的团队是我们公司特聘的。”王铭堂笑着说，“他们也算我们的科技特派员。”
科技特派员，外国人也能当吗?自1999年3月，福建省南平市出现首批科技特派员以来，科技特派员制度经宁夏等西北五省区试点而后在全国推广。无论是南平模式，还是宁夏模式，科技特派员制度始终遵守双向选择、利益共享的原则，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原本由行政力量推动的改革，其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施泰格来到了通州种业园。教完理论课后，他就让队员坐到播种机上实地操作，他则站在一旁的泥地中，聚精会神地看着队员操作，全然不顾牛仔裤上的泥土。“我们会在农闲时邀请他们来进行指导，每年两次，虽然来的专家不同，但都非常敬业负责。”王铭堂介绍道。在通州种业园，还有很多科技特派员，他们不仅向农民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也与其他科研人员合作研发，优秀的代表还会给远道而来的参观人员讲解技术要点。
目前，在我国，像施泰格这样的科技特派员还有很多。今年5月2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等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介绍说，目前70余万名科技特派员活跃在农村基层一线，带动6000多万农民开展创新创业，“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赚”，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对其主要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措施、组织实施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徐南平强调，该“意见”的出台，是首次在国家层面对科技特派员工作进行顶层设计和谋篇布局。
“‘意见’抓住了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核心，将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加快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有着多年相关研究经验的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张雨分析道，“这也有助于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让人、科技成果和资金融合在一起。”
示范 引入先进的农机设备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图为来自奥地利的农机专家正在给农机队成员演示小区播种机操作要点。
农业农村领域也需要“众创空间”
作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农机队仅是通州种业园高端科技物业服务体系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它们的服务领域还包括低成本办公空间、互联网物联网接入、试验用地、安全保卫等等;它们还致力于构建高水平共性技术和高效率农业技术成果转移服务体系;同时，对于创新创业，园区还提供一站式服务和各种创业指导服务。
正是以这样一套服务体系为核心构建的“农科汇星创天地”(以下简称为“农科汇”)，在今年9月份成功入选了由北京市科委遴选的首批“星创天地”名单，而这正是“意见”中强调要打造的农业农村领域的众创空间。“星创天地是科技特派员的创业舞台。”徐南平强调，“要为他们营造专业化、社会化、便捷化的农村科技创业环境。”那么，通州种业园的农科汇星创天地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农科汇”依通州种业园的发展模式而设计，既然要汇聚尽量多的优秀企业和科研单位，人才少不了。“农科汇”非常注重人才平台的建设，不仅成立了北京博士后(青年英才)创新实践基地，还打造了四家博士后工作站、院士专家服务中心以及两个院士专家工作站。
有了制度和人才，农科汇自然成为了香饽饽。“目前‘农科汇’已经汇集国内外知名企业和科研单位60余家。”王铭堂自豪地说道。北京神州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神州绿鹏公司)就是入孵的企业之一。以航天工程育种为技术核心的神州绿鹏公司占地400亩，借助园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了研发中心、组培工厂和育苗、种植栽培试验大棚等设施，重点培育了航椒系列、航茄系列、航豇等优质航天品种。
实际上，神州绿鹏公司凭借其在航天育种方面的优势也入选了北京市科委首批星创天地名单，而他们的主攻领域是“航天新农”。“航天新农由我公司专业人员组成技术推广队和技术服务资源队，重点开展新品种推广、技术支持、培训等工作。”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此外，我们还会通过提供多种硬件设施和专业技术服务等方式大力扶持优秀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大户、创业者等新型农业经营组织。”
除了神州绿鹏公司，“农科汇”还引入了创建“互联网+农业+高科技”模式的北京天辰云农场有限公司、拥有全系腐植酸功能性肥料的上市公司北京澳佳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优秀企业。“以‘农科汇’为平台，园区内农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将土地转租给企业，同时还可继续受雇于企业，增加劳动收入，仅这一项就带动了3000多人就业。”王铭堂说，“此外，企业和科研单位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农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撑，也对美丽乡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起到了支撑服务作用。”未来，“农科汇”将以打造京津冀农业农村“双创”重要承接平台为目标，进一步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和科技特派员一样，目前，星创天地也已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在陕西，柞水县星创天地的一个普通花卉公司，通过指导农民种花带动了170个贫困户脱贫致富;佳县的武子生通过修建枣树技术大幅增加了当地的枣树产量，帮助很多以枣树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贫困农户脱贫致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10月12日，科技部公布了第一批638家星创天地备案名单，涵盖了除西藏和广西的所有省级行政单位，其中诸如江苏省、山东省、四川省等农业大省的星创天地数量更是达到了60多个。徐南平称，星创天地是“意见”的重点之一，“我们希望在全国2000多个县(市、区)，甚至一些发达的乡镇建设更多的星创天地。”
“1986年，我国开始实施‘星火计划’，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通过科技成果在农村的转移转化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张雨分析道，“星创天地作为‘双创’时代背景下对星火计划的传承和发扬，它是新型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完善的服务和支撑体系，将进一步促进农村领域的创新创业。”
科技特派员制度如何与市场接轨?
随着第一批星创天地备案名单的公布，科技特派员制度在全国的深入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如何让制度真正落地?
“人是最具活力的因素。”在张雨看来，首先要让科技特派员的保障和激励机制落到实处。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目的是排除各种困难让科研成果落到农村，然而，如果在帮助农民发家致富的同时，科技特派员本身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可持续性就会大打折扣。“科技特派员关注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除了待遇，归属感更为重要，这就牵涉到职称、岗位、影响力等各种因素。”张雨分析道。
对此，“意见”中对科技特派员的选派政策有了明确的规定，对开展公益服务和科技创业的科技特派员，保障其5年的待遇、职称评定、岗位晋升等权益。此外，“意见”中对诸如技术入股、财政资金、金融融资、吸引社会资本等支持机制做了规定。“这些保障机制落到实处，科技特派员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而且也能吸引年轻人加入。”张雨介绍道，“再加上一定的激励机制，干劲就来了。”
“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核心是政府驱动，市场调节。”张雨强调，“制度的落地还要尊重市场规律。”比如核桃种植，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强，基于双向选择的原则，科技特派员通过技术指导帮助农户增产，农户因此增收致富，就形成了很好的互动。“这背后就是市场调节在起作用，星创天地开展的创新创业更要遵循市场规律。”
与市场接轨就意味着拥抱风险，对于创新创业尤其如此，这恰恰印证了“无限风光在险峰”这句话。徐南平强调，“如果不愿意承担风险，就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我们必须要有风险意识，而且必须要做。创业很有可能失败，但没有关系，尤其是年轻人，我一直鼓励他们，失败本身就是很重要的财富。”
“制度不是孤零零的。”张雨进一步分析道，“科技特派员制度尤其如此，需要有一整套相关的制度体系，这就涉及到财政、农业、教育、国土资源、司法、国际合作等各部门的协调推动。”多方参与、共同推进不仅能规避科技特派员面临的诸多风险，也能保障政策链的传递。“政策链对科技特派员的全国推广非常重要，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县乡，如果中间某一个环节脱节，政策落地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张雨强调。
此外，科技特派员改变了科研院所与农民的生产关系，从而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因此，对于科技特派员的主体界定也非常关键。为此，张雨建议设计科技特派员的统一标识，构建科技特派员的准入门槛标准，并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进行分类管理，“科技特派员也是我国人才体系的一部分，未来可以再进一步制订其人才计划，以帮助其更好的发展。”
《小康》2016年11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