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延安革命纪念馆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中央许多关于政治、经济重大方针和决策的试验区，并作为示范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推广。国内外进步人士曾把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誉为“西北的红星”、“中国的希望”、局部执政的“示范区”和“新中国的试管”
陕甘宁边区位于黄土高原中北部，横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北起长城，从陕西府谷跨越安边、靖边、定边到宁夏盐池，和鄂尔多斯沙漠相连;南迄陕西宜川、富县、淳化、旬邑，伸展到渭北台塬地带;西至宁夏豫旺、固原，紧接甘宁高原和六盘山麓;东到陕西黄河沿岸的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与山西相望。
这里是著名的黄土高原中北部，整个地区夏天干旱，春冬两季朔风怒吼，地冻天寒。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这里经常发生水、旱、风、雹、霜冻等灾害，甚至有“十年九灾”之说。
然而，正是这块土地，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最为连贯和完善、最具有示范作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中央的全面抗战路线，以及许多关于政治、经济的重大方针和决策均在这里制定并向全国推广和贯彻：在政治上，陕甘宁边区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权利;经济上废除或削弱了封建剥削，开展了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文化上实行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因此边区人民具有高度的民族觉悟和高度的革命积极性。边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了敌人和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屹立于西北高原，并与敌后根据地互相支援，成为战略支点以及保卫大西北的北门锁匙，坚持持久抗战的堡垒。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
加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独立坚持长期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支援抗日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都是不可能的。
因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8月25日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时，为了把边区建设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使边区能够负担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总后方及坚持持久抗战的伟大的战略任务，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边区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国防生产，充实抗战力量，供给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团结广大民众推行民主政治，参加战时生产，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
1941年3月，中共中央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与此同时，在延安的数万名党政军学各方面人员，都投入到大生产的热潮之中。部队、机关、学校根据不同情况，担负不同的生产任务。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还参加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总结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为了保证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制定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包括：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
在近日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共九编，429万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丛书，也从农业、工业交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互助合作、生产自给等多个方面，详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工作建设情况。书中汇编了大量边区关于政权建设、土地政策、新型法律建设、救济灾荒、科技发展、基层组织、经济管理体系、政府审计、政权监督、基层建设、教育和妇女解放等方面史料。
边区原来是一个毫无工业基础，处在敌顽包围之中，日用工业品几乎全部依靠外面输入的落后地区，经济建设的步骤首先是恢复，其次才是发展。也就是说，边区为了发展生产，首先必须利用原有的落后生产工具和技术，其次在可能条件下，建立新的工矿企业，广泛发动干部和群众，大家动手，克服困难，生产自足，艰苦奋斗。
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中，将边区财政经济建设总结为三个阶段：1937-1940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边区主要依靠外援，取之于民非常少，从而大大休养了民力;1941-1942年为第二阶段，边区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人民负担加重，军队机关进行生产，实行自给;1943-1945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公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人民负担减轻，军民实现丰衣足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一书中，将边区经济建设的特点总结为，“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建设的道路，是有计划地发展小商品经济，即农业手工业个体经济;欢迎资本家投资，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大力发展合作经济;建立与发展公营经济，举办凡私人所不能或不敢举办的事业，如修路、开矿及重工业等，创办生产日用必需品之情工业，以解决军民的需要，但反对垄断或有意与民争利。”
具体而言，可归纳为四个特点，即大家动手、公私并进、分散经营、手工业为主。大家动手，就是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这是由于边区工业水平低，停留在微弱的家庭小手工业和手工业作坊阶段，生产方法简单，资本不需要很多，只要有劳动力，即可自己制造。公私并进，就是公营工业、合作社工业、私营工业和家庭小手工业同时发展。这是因为边区政府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其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所以在发展工业过程中，采用公私兼顾的政策，以公营工业为骨干，以合作社工业、私营工业和家庭小手工业为助手，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边区工业。分散经营就是充分发挥各方面各单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尽可能地把所能筹措的人力、物力、财力动员起来，用来发展工业。手工业方式是边区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工厂一般要短小精干，办在出原料的地方。这些特点，都是在摸索中逐渐明确和形成的，是边区的创造。
另外，厉行节约也是边区渡过难关的重要措施。
边区政府素来重视节约，曾经采取各种措施节约人力物力，特别是1942年西北高干会整财会议，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全体人员养成爱惜公物的习惯与朴素的作风，开展节约运动，要求各部队、机关、学校，在确定编制后非经上级允许，不得增加人员、马匹;必须的建筑项目须经有关机关批准;减少会议次数与会议时间，按时到会与散会;极力减少客饭与招待;改善生活制度，减少杂物人员与马匹的使用;爱惜公物;遵守个人与集体订的节约文具、灯油的公约;实行集体吃饭制，节省粮食;一切衣着文具，交旧的发新的，不交不发……
多年来，边区机关、部队、学校创造了许多厉行节约的经验。
如节约粮食的方法有：注意保管，以防鼠患虫害;减少粮食搬运，以免损耗;实行集体吃饭制度，吃杂粮代替细粮，食用米菜混合饭;煮饭前详细统计人员，按人数下米;提高煮饭技术，避免生饭、焦饭及厚锅巴;等等。
如节约被服的方法有：缝制衣服时，就布裁衣;号码要多，以免小人大衣，浪费布料;建立交销制度，一切破烂被服呈交给机关，做缝补旧衣或打草鞋;从事开荒、种地、背柴等重劳动时，不穿新衣，背物时，垫上背架;禁止使用绑腿捆带木柴、军服包装粮食;被服多洗多晒，既清洁卫生，又保证耐用;等等。
由于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首先在抗战和封锁的情况下，利用本地原材料制造了工业必需品，保障了军、民日用品的供给，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渡过了难关，支援了抗战。其次是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畜牧业以及家庭副业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繁荣了农村经济。第三是减少了工业品输入，节省了外汇支付，促成边区内外贸易日趋平衡，对边区金融物价的稳定起了一定作用。第四是积累了工业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建立了一支新型的工人阶级队伍。
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经济建设，战胜了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克服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保障了党政军民的物资供应，完成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总后方的战略任务，为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
根据地的“试验区”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一个典型的封闭世界，陕甘宁边区在抗战之前积攒了许多陈规陋习。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徐特立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95%。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平均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为了改变传统农村陈规陋习，边区曾掀起大规模全民卫生运动，要求“全边区各界人士，必须针对各地具体情况，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如小学校、干训班、自卫军、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歌谣、戏剧、秧歌、书报、画图、庙会、展览会等)进行对人民的卫生教育。
针对边区社会中存在的混乱、愚昧、落后等状况，陕甘宁边区政府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重组，铲除匪患、毒品，扫除封建迷信，打破包办买卖婚姻、妇女缠足等陋习。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延安的社会风气：“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振，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和人民抗战的指挥中心，陕甘宁边区还是全国抗战时期最主要的干部教育基地，拥有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等20多所干部学校。有新华通讯社、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新闻出版团体，还有《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共产党人》《中国文化》《边区群众报》《抗战生活》等重要报刊，能够让全国各地及时聆听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有力地宣传了中共的抗战思想。
另外，陕甘宁边区也是抗战时期第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是中共民主建设的示范区。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开始了第一次民主普选运动，进行了乡、县和边区三级的民主选举。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正式召开，标志着中共真正建成了民主制度的试验区。至1941年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第二次民主选举，并在参议会和政府中贯彻了“三三制”原则，标志着抗日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政策都是先在陕甘宁边区试行，可以说，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试验区”。而国内外进步人士也把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誉为“西北的红星”、“中国的希望”，以及“新中国的试管”。
《小康》2016年07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