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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会址，牌匾由毛泽东题字。 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党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 81年前，在黔北小城遵义，位于老城子尹路中西合璧的两层灰砖小楼上，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大抉择，从此开启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进程。 这就是举世瞩目的遵义会议。 党史专家认为，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原则，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党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 会议背景 党和红军命悬一线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屡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 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与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探讨，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党内分歧越来越大，继而转向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会议内容 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 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位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 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周恩来、毛泽东和博古（右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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