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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如何与世界对话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已完全融入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申遗”可以说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接轨的重要途径之一。 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人们开始认识和了解“文化遗产”，这开启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化进程。从1987年，中国成功申报了故宫、长城、泰山等在内的第一批6项世界遗产项目，到2015年中国境内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48项。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旃看来，世界遗产总数在30年间的跃升，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快速发展的生动写照。 除了世界遗产总数的增加，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通过参与世界遗产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不断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不断拓展，文化遗产保护的能力逐步达到了国际水平。郭旃表示，如今，中国已经步入了与国际文化遗产界平等对话的新时代。 据国家文物局相关人士透露，中国有上百处景观或古迹准备申遗。而2005年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凯恩斯—苏州决议》，规定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个专案。因此，中国要完成目前所有项目的申报工作至少需要一个世纪。 之所以出现如此浩大的世纪工程，除却我们对自身文化遗产的重视，经济利益无疑也是重大驱动。就之前的经验来看，一旦“世界文化遗产”这一金字招牌拿到手，随之而来的就是大笔的保护基金，和剧增的旅游收入;而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这一“文化政绩”，也是不惜血本的投入，而问题也自然随之而来。 据之前有媒体报道，五台山为“申遗”，对不符合遗产要求的宾馆、商业摊点等各类建筑实施大拆迁、大搬家，直接投入不下二十亿，将一个昔日高山闹市还原成清净佛国。而当“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不升反降。敦煌莫高窟“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猛增，由此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和文物见光过度，许多壁画出现变色剥落的现象。“申遗”成功的短短几十年间，莫高窟遭受的人为损坏超过了过去千余年的自然侵蚀。 在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问题也不少。本来社会转型，许多老的民族传统技艺就已经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环境。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家鹏直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弊端，“一些地方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片面地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随意滥用、机械复制、过度开发的现象相当普遍，致使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现的某种文明价值，因不合理的利用而中断。甚至一地方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的确，如何在商业化的大潮中，既找回文化遗产保护的净土，又让文化遗产能够面向市场活态传承，创造经济价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王家鹏希望：“文化遗产保护切忌短视，不必为了一时经济的效益，过分地把遗产申报看得至高无上，“申遗”不是目的，而是保护工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通过这个环节贯彻一个理想的遗产保护的体系，来把我们全国的遗产保护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他同时也指出，但这样艰巨的任务只靠政府和研究机构是断然不够的，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是人民，为了这些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它终究需要存在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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