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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05月《小康》上旬刊
  栏目:小康指数
修复生态已成为重中之重

★文 /《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鄂璠

  
  “水十条”发布一年以来,公众的感觉“好多了”,在“公众眼中最可怕的七类污染”排行榜上,水污染的位次下降了,而垃圾污染和土壤污染的位次均有所提高,“土十条”实施在即,绿色正跃升为“十三五”发展的主色调。 绿色发展,不仅要绿色,还要有发展,既赢得金山银山,又让绿水青山常在,才是硬道理
  
  四野荒芜、植被稀少的盐碱地上也能孕育出“生态文明”?
  山东省威海市大乳山滨海旅游度假区以自身十年来的实践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昔日里荒山秃岭、垃圾成堆的烂泥滩,如今成了空气新鲜、满山皆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乐园。巨大的转变让大乳山赢得了世界的瞩目,去年年底,作为中国政府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推出的典型案例,大乳山登上了国际舞台。
  这一切都归功于四个字:生态修复。
  2005年以来,大乳山人严守生态底线,先后投入十几亿元资金,对海岸带进行统一规划、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从根本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
  有观点认为,“21世纪是修复地球的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地球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并处于退化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生态修复的应用前景将越来越大。
  受益于生态修复的不仅仅只有大乳山。位于京津冀上风上水区的山西省,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然而,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的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尤其是生态最为脆弱的吕梁山区,水土流失面积达4300多万亩,年输入黄河泥沙量占黄河年均输沙量的1/4。2010年,乘着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东风,山西将生态修复列为了四大主要任务之一。2013年,吕梁山区的综合治理工程正式启动。工程实施以来,据测算,吕梁山区增加水土流失控制面积630万亩,项目区水蚀风蚀面积大幅减少,生态环境得到了初步改善。如今,山西在持续推进生态修复治理的过程中,也为京津冀地区筑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越来越多的城市也“大手笔”投入生态修复工程。大冶市将投入20亿元打造生态修复示范区。西安市则在秦岭北麓生态治理中共计投入资金25亿元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截至目前已完成造林2.13万亩。全国各地都在将生态修复纳入绿色发展规划中。
  
  
  土地“病”了,亟待“解毒”
  对于水体修复,可能大部分人并不感到陌生,但若提起土壤修复,许多人还会觉得“茫然”,因为土壤的自净能力要比水体高很多,所以长期以来,土壤的污染问题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
  事实上,我国的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这是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显示出的真实状况,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
  从污染类型看,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总的来说,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更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
  “近年来,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影响粮食安全与人体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之一。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超过1000万公顷,占18亿亩耕地的8.0%以上,初步估算,每年仅因重金属污染造成的粮食减产超过100亿公斤,并且这个数字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在接受《小康》采访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博导陈世宝介绍说,土壤污染的原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工业企业场地及矿采冶炼造成的“三废”污染,如金属冶炼、电镀、化工、农药生产、机械加工、皮革制造、钢铁冶炼和矿采冶炼等,工业企业粗放式的增长带来的土壤污染问题不容忽视;二是农业污水灌溉引起的农田土壤污染,由于我国北方资源性缺水和南方水质性缺水,导致我国污水灌溉面积不断增加,目前估计已经超过400万公顷,由污灌导致的土壤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三是农业品的投入带来土壤污染,包括农业施用有机肥、化肥、污泥及农药的施用带来的土壤污染等;四是土壤背景含量超过我国环境质量标准而被认为的土壤“污染”。
  土地失去了生态,就失去了生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众正逐渐意识到土壤污染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您觉得正在受到哪些环境污染的威胁?”面对“中国生态小康指数”调查问卷提出的这一问题,在2013年,仅有15.6%的受访者指出“土壤污染”;2014年,指出“土壤污染”的人上升到了两成(22.4%);2015年,“土壤污染”的“得票率”达到了38.9%;而在今年进行的“2016中国生态小康指数”调查中,有过半受访者(58.3%)认为土地“很受伤”,而他们觉得自己也受到了土壤污染的威胁。
  在“公众眼中最可怕的七类污染”排行榜上,前些年,土壤污染都是排在第五的位次上,今年则位列第四。
  比土地真的“病”了更为严峻的是,土壤一旦污染,修复的成本要比水体高很多,技术难度也要比水体难几倍。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武汉土地交易市场上,一块以103.25亿元成交的土地成为了新的“地王”。然而,看似光鲜的“地王”背后,却有着一段令人唏嘘的“辛酸史”。该地块曾是重工企业的生产原址,因土地受石油和重金属的污染比较严重而被称为武汉的三大“毒地”之一。就在该地块即将出让时,武汉市环保局发布了关于该地块污染土壤修复治理工程的公示,其中显示,该地块部分土壤受到石油和重金属污染,需修复的总面积约1.346万平米,深度在1米至1.2米。修复主要将通过清挖、修复、回填等方式进行。当然,这项为该地块量身打造的“解毒工程”花费不菲,投资总额达到了1700万元。
  
  “土壤污染修复要算长远账和综合账”
  在陈世宝看来,大面积耕地重金属污染是我国独有的土壤环境污染问题,针对受不同程度污染的土壤逐步实施修复治理将是我国“十三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两山论”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为我国今后的污染土壤修复发展指明了方向。
  土壤修复是使遭受污染的土壤恢复正常功能的技术措施。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均制定并开展了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计划,目前在土壤修复行业,已有的土壤修复技术达到一百多种,常用技术也有十多种。
  那么在我国,目前的土壤修复状况如何?“‘十三五’期间,我国可能将逐步启动1000万亩不同污染土壤的修复。污染土壤修复技术虽已开展多年,包括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等,但纵观已有的成果,多数还局限于实验室水平和田间小试阶段,达到现场大规模应用和商业化应用与推广的成套技术不多,这是我国土壤污染修复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陈世宝指出,“尽管这样,我国近年来在一些重点地区开展的以原位钝化及农艺措施为主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试验与示范仍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农业部、财政部在2012至2016年间开展的污染农田治理与示范治理。按照我国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水平,实施1000万亩耕地的修复可能将耗费近万亿的资金,同时可能需要5至10年时间才能真正完成,因此土壤污染修复要算长远账和综合账。”
  作为具有国资背景的环保企业,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实施过程中,中节能大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开展的许多工作都与土壤污染修复有关。据中节能大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杨鹤峰介绍,公司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参与顶层设计及相关政府部委和地方的修复政策制定,具体包括正在酝酿的“土壤法”,即将出台颁布的“土十条”以及土壤(场地)污染防治技术名录的编制,相关部委编制的“十三五”土壤领域的产业规划及污染场地环境修复技术应用指南、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行动计划等等;此外,公司还能够提供污染场地(土壤及地下水)修复的一站式服务,包括污染场地调查及风险评价、污染场地修复方案编制、污染场地修复工程实施、修复过程环境监理、场地修复运营及监测等等。
  “在天津港‘8·12’爆炸事故、沧州‘红豆汤’等土壤污染突发事件发生后,若能够在第一时间迅速做出反应,能够及时调动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力量,将有助于降低突发事件带来的危害,最大程度减少环保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杨鹤峰说,环境应急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环保工作,而中节能大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也在瞄准国际前沿技术和设备,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尝试建立环保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以期能够在环保突发事件发生时迅速启动应急机制,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危害。
  
  
  “土十条”实施在即
  污染土壤修复实际上也是一项世界性课题。
  evoloutionR是美国的一家专注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公司,它的创始人Robin Haack告诉《小康》记者,土壤问题是外源性的(人为的),取决于产业调整的转型、清洁能源的应用和废物的妥善处置,工业活动和农业化学品在土壤污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土壤污染是世界性的一个大问题,因为这让人类存在许多疾病的风险,同时削弱了我们的生态系统。”
  “我们的使命是通过减少我们的排放量来拯救地球,这意味着要确保清洁能源的生产和减少一些工业消费。我们正在实施重新造林,我们正在通过对石油等行业的调整来积极地减少土壤污染。”Robin Haack介绍说,evoloutionR公司的愿景是直接提高土壤质量,“最近的研究表明,健康的土壤有较高的吸收排放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手把手地保障土壤质量,并减少碳排放量。”
  “总体上而言,国际上开展污染土壤修复研究较我国要早20年,也有不少成熟的技术和成功的经验。”陈世宝告诉记者,同时,他也指出,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土壤污染修复任务的特殊性与艰巨性,“我国是地少人多的国家,耕地资源非常稀缺,土壤污染修复必须在边安全生产边修复的基础上进行,实践证明,以原位钝化和农艺措施为主的风险管控综合修复措施更适宜我国土壤污染修复的国情。目前,我国尚没有污染土壤修复标准值,当前的做法是基于风险评估的技术策略,而国外发达国家在土壤污染修复及土壤环保法规体系方面值得我国借鉴。”
  土壤污染保护任重道远。在陈世宝看来,土壤污染的防治需要国家尽快出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土十条”)和《土壤污染防治法》,建立不同部门间的协调、统筹与监督监管机制,“土壤污染防治重在‘防’,需实施更加严厉的源头控制制度,加强土壤环境监管,落实环境污染防治法,把地方土壤环境防治与政绩考核挂钩,同时加强我国污染土壤修复研究的技术创新,加强科技支撑在土壤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目前,一场围绕土壤污染治理的环保风暴正在蓄势待发。
  3月1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谈到土壤污染问题时透露,“土十条”文稿已基本成熟,下一步将按程序报批后实施。陈吉宁说,解决土壤污染问题,首先要摸清家底,开展详细的土壤污染调查,建立健全法规标准体系。重点解决农用地和污染的建设用地,提出明确的管控要求。
  陈世宝认为,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土壤污染问题,须加强我国土壤保护战略,包括完善我国土壤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体系和法律制定,因此,“土十条”的尽快出台和实施将对有效遏制我国土壤污染进一步恶化和土壤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建议,“土十条”要形成长期战略,目前先要遏制土壤污染恶化的趋势,然后再慢慢地进行修复,而在修复的方法上,不一定非要采用物理修复或者化学修复的方法,还可以考虑生物修复的方式。
  
  
  “铁腕治水”一年,公众感觉“好多了”
  与“治土”相比,“治水”可谓是先行了一步。面对严峻的水污染状况,去年4月1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水十条”),从2020年和2030年两个时间节点上,对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等七大重点流域水质和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控制与消除提出了具体详细的目标和要求,并从控制污染物排放、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节约保护水资源、强化科技支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严格环境执法监管、加强水环境管理、保障水生态环境安全、明确和落实各方责任、强化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十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有力的措施。
  一年来,不少地方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响了铁腕治水的攻坚战。据媒体统计,截至今年3月初,共有31个省市出台了36项“水十条”相关地方政策。公众对于“水更清”的感受颇为深刻,“2016中国生态小康指数”调查显示,40.5%的受访者对日常生活用水的水体质量感觉“比较好”,10.5%的受访者对日常生活用水的水体质量感觉“非常好”。而在一年之前的同题调查中,感觉“比较好”的人只有24.8%,感觉“非常好”的人仅有1.4%。
  同样向好的转变还体现在公众对于所在城市自然水体的水量、水质状况评价中,去年,17.9%的人认为“比较好”,1%的人认为“非常好”。今年,选择“比较好”的人增加了11.8个百分点,选择“非常好”的人增加了4.4个百分点,分别占比29.7%和5.4%。
  值得关注的是,在公众对于不同种类的污染感受中,水污染的位次也下降了,查看历年“中国生态小康指数”所发布的“公众眼中最可怕的七类污染”排行榜,不难发现,水污染曾连续多年占据着第二名的位次,今年水污染则变成了“老三”。侵占土地、堵塞江湖、有碍卫生、影响景观,并且还会危害农作物生长及人体健康的垃圾污染上升至第二位,排在榜首的依然是空气污染这一“老大难”问题。噪音污染、辐射污染、光污染则分列第五至七位。
  对于垃圾污染问题,七成受访者在参与“2016中国生态小康指数”调查时都表达了对于垃圾分类的支持,不过调查结果显示,垃圾分类的效果并不十分乐观,仅12%的受访者表示居住地实行了垃圾分类并且效果很好;多达64.5%的受访者认为虽然居住地实行了垃圾分类但效果却并不明显;20.7%的受访者反映居住地并未实行垃圾分类,还有2.8%的人对于垃圾分类并不了解。
  在受访者选出的对城市空气质量造成不良影响的六大“罪魁祸首”中,排在首位的是“车辆太多带来的严重尾气污染”,其次是“工厂太多”,再次是“垃圾处理不当”,第四是“绿化面积太小”,第五是“建筑施工管理不善”,第六是“烧煤或油取暖带来的烟气”。
  
  不仅要绿色,还要有发展
  2015年的12月,北京一个月内两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治霾在中国,是一场刚刚开始的战役。今年1月,《小康》杂志推出了“北京抗霾”专题报道,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人人都在为雾霾付出代价,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不得不承认,红色预警之下,人们对于青山绿水的渴望愈发强烈。况且,青山绿水还不仅仅只需要消除雾霾。“生态良好是全面小康社会的指标之一,已成为公众预期,而环境污染严重的现实与生态良好的预期目标相去甚远,补生态环境短板的任务艰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巡视员周宏春指出,补生态环境短板是供给侧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也是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必然要求,“应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形成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多用环境措施‘踩刹车’,在经济下行时多还污染‘欠账’的管理思路。”
  周宏春还建议,实现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分工管理,并将视野从垃圾和噪声等局部性环境拓展到流域性、区域性和全球性环境;以完善制度为主线,形成规划环评、排污许可管理、执法监督为一体的现代管理体系;以产业化治理为抓手,使结构减排、技术减排、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相协调;以社会治理为导向,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长效机制。作为长期关注环境经济的学者,周宏春期待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能够尽快形成。
  在“2016中国生态小康指数”调查中,受访者亦普遍认为,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加强国际合作交流等推动绿色发展的主要任务中,当前最为急需的就是: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
  绿色,正跃升为“十三五”发展的主色调。
  去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时期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绿色”一词共出现21次,“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已成为国人的共识。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事关人民群众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力推进,下决心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之路。”
  绿色发展,不仅要绿色,还要有发展!在周宏春看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绿色发展理念,是对现有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模式的超越和扬弃,可以改变“经济腿长、环境腿短”的状况,引导企业采取绿色生产方式,使绿色产业发展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改善环境如何走得更好、更远
  其实,环境保护,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企业的责任,更应该是每一个公民的实际行动。
  “绿色发展需要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指导和引领,需要科学技术的创新和提高,需要水、大气、土壤等综合治理产业、节能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工程、智慧环保等相关产业的互动提升,还需要环境第三方治理、合同能源管理、绿色金融模式、PPP融资模式、新型绿色智库等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发展,更需要全体公民绿色发展意识的提高和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著名低碳环保学者、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臧弘印创新地提出了“绿色内心”的概念,他告诉《小康》记者,绿色内心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统称”。
  “为逐步解决当前资源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实现我国生态可持续发展,凡是可以指引全体公民采取绿色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意识理念,统称为绿色内心。”臧弘印解释说,绿色发展问题终归是发展问题,也可以说是每个公民作为个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和全体公民作为集体的全面发展问题,“全体公民内心深处的绿色意识、绿色理念、绿色认同感,或者说全体公民不断被绿色化的内心,以及被绿色化的内心影响下的生产、生活和生命是我们绿色发展的基础,也是解决当前资源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实现我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无疑,有绿色内心的人,才有可能愿意为环境保护而改变自己的一些与环保相违背的生活方式。在“2016中国生态小康指数”调查中,《小康》杂志向受访者发问:您愿意为环境保护而改变自己的一些与环保相违背的生活方式吗?遗憾的是,有24.8%的受访者感到“比较勉强”,3.5%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
  “2016中国生态小康指数”是2016年3至4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进行的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16中国生态小康指数”为71.7分,比上年提高了0.6分。
  “中国生态小康指数”分别从对周边环境状况评价,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律法规体系评价,环境保护的政府投入、执行和效率认同度,环保意识与参与程度的自评,生态环境保护前景预期等五个方面进行衡量。在本年度的调查中,得分最高的是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律法规体系评价,达到了90.0分;生态环境保护前景预期为81.5分;环保意识与参与程度的自评为71.0分;对周边环境状况评价为66.4分;环境保护的政府投入、执行和效率认同度为64.2分。
  对于中国未来五年的生态环境走势,58.5%的受访者做出了“会有所改善”的预测,16.2%的受访者更是相信“会有很大改善”。
  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如何才能走得更好、更远?臧弘印给出的答案仍是“绿色内心”。它不仅仅拂去了我们内心的浮尘,还焕发出一片片绿水青山、一座座金山银山。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提供的支持。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研究员王知凡、《小康》记者于靖园对本文亦有贡献)
  
  
  
  《小康》2016年05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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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康杂志
发布时间:2016-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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