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电“扶贫” 2014年10月份以来，山西省选取光照资源充足、具备并网条件的临汾、大同两市的汾西、大宁、吉县、天镇、浑源5个贫困县作为光伏扶贫试点县。在每县确定1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图为山西吉县某光伏发电站安装现场。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按新的“十三五”规划建议，要确保7000多万人口全部如期脱贫，每年要减贫1200万人，每个月要减贫100万人，任务十分艰巨。
贵州省侗族小伙罗沙最近很忙。春节时，26岁的他辞掉浙江温州打工的工作回乡创业，成为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黄道乡“农村淘宝”服务站的“操盘手”。除了要帮乡亲们网购各种商品、把村里的土特产通过互联网卖出去，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他和伙伴们近来正在筹备电商培训班。“我希望用自己的实践经验，让村里人了解电子商务、慢慢学会用互联网这个工具致富。”罗沙说。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两年提出“1000万以上”的年度减贫目标。2015年初，国务院扶贫办将电商扶贫工程列为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
以阿里巴巴、苏宁、京东为代表的中国电商企业正借助市场的力量，推动“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拓展农村市场，进而带动创业创新，助推“互联网＋”发力精准扶贫。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部门正在作出努力。贵州省铜仁市将吸引人才返乡创业的“雁归工程”与电商企业的人才需求对接，引入人才返乡创业，电商企业也在县级服务点进行定期业务培训，为当地就业人员建立交流圈子，形成良性互动。
罗沙只是“互联网＋”时代国家精准扶贫的受益者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开发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六亿多，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但扶贫开发的任务依然艰巨，进入扶贫开发的新阶段，贫困问题多是难啃的“硬骨头”，减贫难度激增，迫切需要国家贫困治理体系作出调整，不断创新机制，借用综合性的政策“组合拳”，来应对多元贫困的现实。
事实上，建国以来，我国的扶贫模式经过历次改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创新的指导性文件，各级政府也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鼓励市场主体参与扶贫开发事业。
救济式扶贫模式演变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极低、社会普遍贫困，40%—50%的人口都处于生存贫困状态。基于此，我国开始实施以解决大多数人基本生存困境为目的救济式扶贫。这一目标任务下的扶贫模式是典型的输血式救助，即以政府为责任主体，以国家财政为经济基础，通过财政补贴或实物救济等途径保障贫困群体最低程度的生活水准。
相关资料显示，从1949年到1977年，实行以平均分配制度和城乡分割体制相结合为显著特征的救济式扶贫。在城市，主要通过工业汲取农业的方式，依托保障充分就业，公平享有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严格价格控制和定量供应，以及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体系等手段，带动国民经济增长，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农村，主要通过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依托重新分配生产资料，实行农业合作化，建立合作医疗制度等措施，来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实现减贫。
这种输血式扶贫在赤贫人口生存困境中起到暂时性缓贫作用，却不能真正培养起贫困群体的自我“造血”的能力。一方面切实保障了普遍贫困状态下多数城市居民的临界生存需求，另一方面却严重阻碍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截至1978年，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134元，人均收入增速仅为1．9%;贫困人口规模高达2．5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达30．7%。
1978年到1985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取代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制度，生存救助为主的无偿救济开始转向生产帮助兼有的部分有偿救济。体制变革彻底打破了平均分配主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迅速缓解了农村贫困状况。1985年，农民人均年收入增长到397元，年增长率高达16.5%；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1．25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4．8%。社会普遍性的绝对贫困状况基本解决。
针对国家区域性贫困和结构性贫困的状况，国家“七五计划”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开始了生产救助与生活救助相结合的，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开发式扶贫。
这一目标下的扶贫模式是典型的发展型援助。
在扶贫主体上，成立了各级专门的扶贫开发领导机构;在扶贫方式上，仍然是以经济扶贫为主，但改变了单纯生活救济的办法，致力于在贫困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生产条件，帮助贫困地区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在扶贫资源的传导上，改变单纯由财政渠道拨款救济，扶贫资金无偿使用的方式，转向以财政支付和银行贷款相结合，无偿与有偿相结合的扶贫资金投资。
从1991年起，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明显减缓，1991—1993年平均每年只解决了250万人的温饱问题。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地域偏远、农业资源匮乏、生态失调、文化教育落后、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并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扶贫开发行动纲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重新划定了贫困县的标准和范围，调整了国家扶贫资金投放的地区结构，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脱贫措施，农民人均收入提高到1347元，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减少到3000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
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将扶贫工作的重点从县级瞄准转向村级瞄准，在全国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以整村推进为切入点，以产业化调整农业结构，提高扶贫开发目标的瞄准性，实现了基础建设、社会服务、文化培训等各方面的融合发展；2006年起免征农业税、2007年实施两项制度衔接、2008年进一步提高了低保补助水平、2009年实行了1196元的新扶贫标准，随着中央一系列强农惠农支农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我国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截至2010年，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274元的扶贫标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从2．5亿减至268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下降到2．8%。
“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但仍存在严重地域性的成片的绝对贫困。”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小云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认为。
十年开发 “扶贫”求变
2010年，随着综合扶贫开发模式下扶贫任务的圆满完成，我国农村地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全面解决，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进入到一个更加注重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突出问题的扶贫开发新时期。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下称《纲要》）明确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扶贫目标任务。在扶贫主体上，强调调动全社会力量，构建大扶贫格局;在扶贫方式上，改变了以生活救济为主的“输血式”扶贫，强调生活救助和能力扶贫的“两轮驱动”，并把社会保障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手段;在扶贫资源的传导上，除继续加大财税和信贷支持力度外，更加注重以金融服务体制的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民间借贷的规范发展、征信体系的建设等为重点的金融服务环境的打造。
根据这一目标任务，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
新的扶贫目标的提出以及扶贫标准的相应调整，将绝对贫困人群和低收入人群都统一纳入了我国新时期扶贫开发的对象范围，表明新时期我国的扶贫不再仅仅局限于脱贫领域，而是要实现在脱贫基础上的稳步致富。经过近几十年的规模化、系统化扶贫，新时期，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部分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的连片特困地区。针对这一现状，《纲要》提出了要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新时期扶贫开发主战场，并在民生保障、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明确了相应的政策倾斜。
由此，扶贫工作从过去相对狭义的开发性扶贫进入到相对广泛的大扶贫领域。在《纲要》中，这种“大扶贫”格局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扶贫对象“大”，即以“中央标准+地方标准”确定扶贫对象。《纲要》明确要求各地要“因地制宜制定扶贫政策”，事实上地方各级政府在保民生、保稳定的过程中，也确实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不同的扶贫措施，其扶贫对象远大于中央政府确定的扶贫对象数量;二是扶贫力量“大”，即《纲要》明确提出了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国际援助”的“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并就如何充分调动政府扶贫机构、政府所属各部门、社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财富拥有者等力量共同参与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逐年递减，与过去相比，同样的投入、同样的方法难以取得应有的“产出”。有关专家认为，“中国式扶贫”有必要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创新，走出一条适应新形势的扶贫之路。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读不起书，有的看不起病，有的住危房，有的没有劳动能力，有的缺乏启动资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精确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前提，扶贫工作要到村到户，首先要了解哪一村贫，哪一户穷，摸清底数、建档立卡，被称为精准扶贫的“第一战役”。据介绍，2014年全国共识别贫困村12.8万个、贫困人口8800多万，并录入扶贫业务管理系统。
信息化、动态化管理，为实施精准扶贫打下了坚实基础。
精准扶贫成减贫新战略
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向全国全世界立下了扶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军令状。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6次国内考察，有3次主要涉及扶贫，2次召开座谈会。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党委和政府，要逐级立下军令状，层层落实脱贫攻坚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扶贫的理念创新、模式创新和机制创新，深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现从“输血式”的生活救济型扶贫向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开发型扶贫转变，从“大水漫灌式”的全面扶贫到“滴灌式”的精准扶贫转变，开创了扶贫开发的新战略、新模式和新路径。
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贫困户情况登记册上，贫困户的家庭收入水平、劳动力数量和教育程度、致贫原因、帮扶措施等一目了然，原州区信用社针对每一户的家庭状况对其进行信用评级，并据此提供扶贫贷款和支持帮扶举措。
“对缺少资金的贫困户，将依据评级授信情况给予贷款支持；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户，将为他们提供职业教育培训机会；对找不到致富门路的，将引导他们发展当地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固原市扶贫办主任王世明说。
固原所在的“三西”地区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核心区和最困难地区，“三西”是宁夏西海固、甘肃河西、甘肃定西的“统称”，因其地理位置相邻，而贫困人口集中。通过创新扶贫开发理念，“三西”地区开辟了开发式扶贫道路，创造了扶贫新思路、新模式、新经验。
宁夏扶贫办主任董玲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宁夏已对去年识别出的1100个贫困村的80万贫困人口，明确了安居房、农田、增收产业等8项脱贫标准，对有发展能力的贫困农户给予“普惠＋特惠”的政策支持，对低保户实施民政救助，逐渐实现全面减贫。
据了解，在贫困人口集中的中国西北其他省区，精准扶贫也在全面推进。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政府提出按标准补贴贫困户，将危房危窑改造成抗震框架房；修建集雨水窖，一处补助4500元；增收项目定为养牛，群众自选品种自主购买，一头补助5000元，乡村负责核实是否真实买牛等。这些措施实施后，部分贫困户增加纯收入至少在2000元以上。
“滴灌式”扶贫开发让农户正在逐渐摆脱贫困。2014年，中国完成了规模浩大的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为推进精准扶贫奠定了基础。
“以前没有建档立卡，扶贫政策大多像大水漫灌，一享受都享受，一不享受都没有。”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认为，现在是让有限的扶贫资源更精准地指向真正需要的人，发挥出最大效益。“建立精准扶贫战略，意味着在扶持对象确定、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上都要体现精准扶贫的理念，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移民搬迁安置、低保政策兜底、医疗救助扶持等多种途径，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2014年，中国各级政府向贫困村派出了12.5万个工作队、驻村干部达43万人，他们成为精准扶贫的“传感器”和“带头人”。刘永富表示，今年开始推进的精准扶贫十大工程成为有力抓手。“比如整村推进工程，整合各类涉农资金来完善村组道路等基础设施、推进公共服务和发展特色经济。再比如扶贫小额信贷，给他们启动资金，就能给生计带来很大变化。还有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等，都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2015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扶贫资金补助地方部分460.9亿元，比上年增长8%，目前所有资金已拨付完毕。据了解，2015年，中央财政将重点支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扶贫攻坚。
此外，中国不少省份还调整了对扶贫工作的政绩考核，推动精准扶贫措施落到实处：甘肃取消了对绝大多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区）的GDP考核，而完不成扶贫攻坚任务的县级领导干部，将面临一票否决；广西也对贫困县采取了取消或降低GDP考核的举措，把考核结果与贫困县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挂钩。
二维码“名片”亮剑“精准扶贫”，近日，湖北省恩施市沐抚办事处扶贫办为贫困户创建了二维码名片，只要用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查看贫困对象的贫困属性、致贫原因、帮扶责任人等信息。据悉，该办共生成2656张二维码名片。
全面脱贫：机遇和挑战并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要确保7000多万人口全部如期脱贫，每年要减贫1200万人，每个月要减贫100万人，任务十分艰巨。
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介绍说，近年来，中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又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2013年减少贫困人口1650万，2014年减少1232万人，连续两年都完成了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任务。2015年上半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增幅。尽管也有经济下行、就业难度加大等压力，按趋势判断，今年再完成减贫1000万人的目标有望实现。”洪天云表示。
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要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那么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坚决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呢？
前述《建议》指出，在十三五期间，要“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贫实效。分类扶持贫困家庭，对有劳动能力的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和转移就业，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实施扶贫搬迁，对生态特别重要和脆弱的实行生态保护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对因病致贫的提供医疗救助保障。实行低保政策和扶贫政策衔接，对贫困人口应保尽保。”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吕方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精准扶贫是新时期连片开发的基本理念和灵魂，是对过去地方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但仍要注意把握好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的关系。应该赋予基层政府自由裁量空间，反对一刀切，真正做到管好放活政策资源，“要尊重地方特殊性和内在的发展逻辑”。
前述《建议》针对性地提出：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强化脱贫工作责任考核，对贫困县重点考核脱贫成效。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投入，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
消除贫困不可能一蹴而就。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向德平表示，贫困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应该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到消除贫困的阵营中，“社会扶贫”就是要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
与此同时，我国已开始探索以金融资本撬动扶贫开发。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表示：“我们现在一年的专项扶贫资金400多亿元，平均下来一个人只有几百块钱，靠这脱贫显然不够。要把这笔资金放大，撬动金融的钱。”
随着扶贫工作进入冲刺期，单纯依靠一个政策、一项举措让上百万人脱贫已不现实，扶贫政策边际效应不断递减。顺应这一趋势，针对不同致贫原因分类施策，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职业技能培训、整村推进、易地搬迁、保障兜底等举措将成为扶贫开发工作“主轴”。而这些举措的实施，将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给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小康》2015年12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