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南迁 国宝的迁移从1931年就开始了，和那一代人一样颠沛流离，难归故土。
抗战期间为躲避战火，故宫文物数度在绝境中迁移。国共内战爆发后，它们甚至远去台湾。自此，中国有了两座隔海相望的故宫博物院，一座在北京，一座在台北
位于台湾中部的雾峰，因终年多雾得名，坐落于雾峰西北的北沟村地势偏僻，人迹罕至，很多人并不知道那曾是1950年到1965年台北故宫落成前，故宫迁台国宝的暂居地。
2009年，《朝日新闻》记者野岛刚为采集故宫资料，曾探访北沟仓库，他费尽周折找到当年存放文物的山洞，只见杂草丛生，荒芜一片。
迁台文物完整移转至台北故宫后，北沟仓库一度荒废七年，此后由台湾电影制片厂接手管理，但仍被闲置。直至台湾电影制片厂改组为民间企业台影公司，才对这块土地有所规划，开始兴建电影文化城，但生意始终暗淡。
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雾峰恰好处于引发地震的“车笼埔断层”，影城被损毁，再未重建。曾经的北沟仓库一片瓦砾废墟，地震时土石崩落和震垮的山洞外壁，完全堵住了洞口。曾经守护中华最高文化珍品的土地，最终落得荒芜一片，这让多年后站在北沟仓库山洞前的野岛刚忍不住思绪万千。
但彼时的他并不知道，北沟仓库的悲惨遭遇并未就此结束。按照台湾历史作家杨素所述，由于不解遗址对历史与文化记忆上的价值，台影公司此后把这块土地标售给民间企业，原本因地震受创而废弃的建物全数遭开发商拆除，甚至保存国宝的山洞也被填平，深埋黄土之下。
在杨素看来，北沟仓库遭此厄运，如同“完整的文明板块硬被活生生地抹去了一块历史轨迹”，“从漫漫的历史长河来看，北沟遗址所负载的记忆，不但传奇，更维护了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北沟，如同故宫国宝流离史的缩影与片段——在20世纪的数十载间，故宫文物为躲避战火，数度在绝境中迁移，国共内战爆发后，诸多国宝远去台湾。而随着国宝迁台，中国也有了北京、台北两座故宫博物院，它们隔海相望，世纪纠缠。
南迁避战火
1948年押运故宫文物抵台，后定居台湾，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严，在其所著的《前生造定故宫缘》一书中，谈及故宫文物迁台往事，形容那是一次“大搬家”。
作为参与、主持“搬家”事宜的庄严，认为唯有从头谈起，方能把国宝迁徙之事，说得清楚、详备。
庄严所说“开端”，指始自上世纪30年代的故宫国宝南迁。
1931年，日本在华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平津为之震动，华北形势日渐危急。成立于1925年的故宫博物院，其管理层认为，日军一旦入侵华北，故宫文物就有在战火中被毁或被劫的危险，因此有人提议选择院藏文物中的精品，迁出日寇兵临城下的北平，送到南方暂时储藏。
然而，由于国宝的迁移涉及太多人利益，抢运计划一经提出，便引起各方争议。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迁往西安，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主张转至上海。
即便争议不断，故宫工作人员却开始了南运的准备，即进行文物整理、挑选、装箱工作。
依庄严记录，故宫全院文物，由古物、图书、文献三馆自行装箱，其他散在各宫不为三馆提管的，由秘书处装箱。三馆虽都从事装箱，却以古物馆的工作最为困难。原因在于，“中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其大如缸，又如铜器，看其形状，似乎坚强，可是一碰就碎，其他脆弱细微之物尚多，这是别馆所没有的”。
开始时，最让庄严感到恐惧的，是所有同仁中，竟没有一个人对装箱稍有经验。而他们的办法，是将库中自乾隆以来，由景德镇运到宫中，原封未动所装载的瓷器箱打开来看，看前人怎样包装。而后，他们又向琉璃厂各大古玩商店询问师傅们是怎样将珍贵文物装箱出口，同时请他们到宫内作示范表演。庄严他们依样模仿，如法炮制。
熟能生巧，在装过以万计的箱数、以百万计的件数后，庄严他们将装箱的秘诀总结为：稳、准、隔、紧。
所谓“稳”，不外乎小心。毕竟有些古物经过百千年时间，几乎弱不禁风，触手稍重便有破损可能。“当年我们在北平训导新进人士，馆中各种古物，都要经手见习，提物、包装、记录、陈列，都要随同前进做打下手的工作，如此经过一年半载，才拣选一门，自求深造。”在庄严看来，当年的故宫同仁，个个属“科班出身”，瓷器怎么拿移，古画怎样展开，都有规矩要求。比如，古铜器，外行人拿动，一定取其柄、足或柱，而庄严他们则是双手捧其腹，因柄、足、柱往往脆弱不牢，用力稍大，便有脱落断裂可能。而若取瓷器中半脱胎的盘碗等物时，他们一定以食指、中指、无名指先行进入碗中，再以大指在外边用挟持的方式而搬起，或也用双手去捧。这些小动作，或微不足道，但是否受过专业训练，内行人一眼看出。
秘诀中的所谓 “准”，即为正确。古物装箱后，必须有清册记录，物品的名称，物品的件数，有些物尚有附件、座子、架子、盖子、盒子、包袱、囊套等，均须一一记载详明，既不许遗漏，更不许讹误。
至于“隔”与“紧”，故宫元老之一，同样也是国宝迁移“护宝人”的那志良，在其《故宫三十年之经过》中详尽记述：每捆瓷器捆扎紧紧的，捆与捆之间，用稻草谷壳隔离开，塞得紧紧的，便少有破碎之虞，以瓷器而论，假如装瓷碗，把两个或三个作一包，碗与碗之间，用棉花隔开，再用厚棉花把这几个碗，一齐裹起，外面再用纸包裹，用绳扎好，使这一包东西，成为一个整体，里面瓷碗，一点不能活动，每包包好之后，包外写明包内文物号数件数。包成若干包后，才开始往箱里装，箱里先垫上一层稻草，再覆上一层棉花，把包好瓷器，平铺一层，把四周靠近箱板地方，包与包之间，都塞紧棉花，然后盖上很厚一层棉花，上面再放瓷器一层，这样装进两层或三层之后，上面再盖上棉花稻草，紧紧塞满，把盖子盖好钉牢，使这个箱子也成一个整体，里面每包都不活动。
或许，正是有赖于“稳、准、隔、紧”四字秘诀，让故宫国宝在10余年的迁移过程中，虽历经波折，但几乎没有受损。
虽然庄严他们忙于国宝装箱，但故宫文物抢运计划却一直未能正式实施。直到1933年1月，日军进入山海关，局势险恶，迁移文物势在必行。行政代理院院长宋子文代表政府作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承诺，并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上海。
而当故宫文物南迁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社会哗然。反对者认为，此时迁走文物，无异于动摇人心，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南迁会造成文物失散。
反对国宝南迁、短期担任故宫古物陈列所所长的周肇祥甚至组织成立“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公开表示将以武力阻止南迁。那时，故宫工作人员经常接到恐吓电话：“你是不是要担任押运古物的工作？当心你的命！”而声言“要在铁轨上放炸弹”的，亦大有人在。
在一片反对声中，装箱工作渐趋完成。但此时问题又来了，当初积极主张南迁，并自告奋勇要亲自主持运送文物南行的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态度转变，对内声明不去，并在各报纸上公开表示不会南行。
易培基只好找老朋友，时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秘书的吴瀛帮忙。易培基央求道：“你的家用我一定负责时时接济并且可以亲自来照料，老伯母也可以由我日常来问安，决不让你担心。务必请你走一趟，否则下不了台。”
当初，吴瀛是反对文物出故宫南迁的，但面对老友请求，想到千百年文物精华的未知命运，吴瀛决定搁置自己看法，答应主持第一批文物南迁。
吴瀛和易培基秘密商定了文物迁运的出行日期和路线：由平汉转陇海，再回津浦南下，以避免在天津站遭日本人袭击。
2月4日，吴瀛接到文物准备起运的通知，前往故宫待命。临行前，妻子问他会去哪儿？他摇头并未作答。
2月5日，故宫在北平市政府当局的协助下，将第一批南运古物装上板车，集中到太和门前。天黑以后，文物被运出午门、天安门，再运到前门火车站。
大批板车经过之处，一律戒严，沿途军警林立，除了板车急驰的辘辘声，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参与了这次南迁的那志良曾这样回忆当年情景——“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
2月6日清晨，两列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18节车厢上装着浮贴着封条的二千一百一十八个木箱。木箱里除故宫珍贵文献、书画、档案珍本外，还包括无价之宝——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列车开启，沿途有各地方军队保护，车顶四周架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此外还有张学良的马队随车驰聚。除特别快车外，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列车先行。重要关口，车内熄灯。车上所有司员，在夜间都和衣而卧，随时准备起身应对不测。
当载有第一批南迁文物的列车最终抵达南京下关后，所有护宝人都松了一口气。但事情远没有他们想得顺利，等候在站台上的张继告知吴瀛等人，他建议将故宫古物改运洛阳及西安。僵持之下，所有文物只好滞留在火车上。吴瀛等人心急如焚地等了足足一月，终于收到将文物转运上海的明确指示。
这批国宝最终被运往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的五楼仓库。继第一批文物安全抵沪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批文物随后从北平陆续出发运到上海。
第五批文物运抵上海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开会决定，在南京建立分院及文物保管库，地点定于南京重要古迹朝天宫。1936年12月8日起，存沪文物仍分五批用专车运到南京，存贮于南京分院库房。
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国民政府立即着手准备修整朝天宫大成殿、崇达殿等处，同时计划添置陈列柜，定做文物储藏柜，进行藏品编目等工作。
但一切被战争打乱。南京分院仅成立半年，“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形势日趋紧急，南京分院奉行政院令，把库存文物疏散到大后方。这次疏散文物，分南路、中路、北路先后进行。南路，始迁长沙，继而到贵阳、安顺，最后迁到四川巴县；中路，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最后运到乐山安谷；北路，先后经徐州、宝鸡、汉中、成都，最后迁往峨眉县。
抗战胜利后，自1946年1月起，巴县、乐山、峨眉三地贮藏的故宫古物分头集中重庆，于1947年年底前全部运回南京。
台北故宫 分三次海运到台湾的故宫文物共计2972箱，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但也只搬走了故宫文物的一个零头。
和文物一起渡海
然而，这些在外辗转14年的故宫文物，却没能重归故土。仅仅一年后，它们又一次踏上远去的旅程。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1948年秋天，在双方决一死战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大败，国民政府四面楚歌。故宫文物不能再放在南京，这样的说法开始在其内部弥漫。但究竟迁往何处，却一直没有最后结论。
最终，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翁文灏、理事王世杰、朱家骅、杭立武、傅斯年、李济、徐鸿宝等人，在南京开会决定，把存于南京的故宫文物转运台湾。杭立武任文物搬迁负责人。
1948年12月21日，国民党海军“中鼎号”运输舰悄然驶进南京下关码头。文物搬运计划本应以极机密的方式进行，但是国民党情报管制松散，下关港聚集了闻讯想逃到台湾的百姓。他们自作主张登上“中鼎号”，在甲板上打开铺盖，怎样也赶不走。
杭立武无奈，只好电话海军司令部请求协助，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当即赶来，劝大家以文物为重，并保证官兵和家属都能安全撤到台湾。桂永清最终成功说服民众下船。12月22日，“中鼎号”起航。
这一批装运的文物包括故宫文物三百二十箱、中央图书馆六十箱，以及外交部重要文件六十箱等，合计七百七十二箱。其中外交部文件，包含清朝于鸦片战争败给英国、签署割让香港的历史性文件《南京条约》原文。
多年后，野岛刚和搭乘“中鼎号”的一位人物，在台湾见了面。他叫庄灵，庄严的小儿子。
庄灵记得，父亲当年只是对家人说：“我们去台湾。”半点详情没有交代。对全家人而言，这不过就是继北京、上海、南京、贵州、四川，回到南京，然后再继续下一站旅程的感觉。
“中鼎号”上没有像样的房间，庄灵他们白天就在甲板上看海，夜里在装着文物的木箱上睡觉。冬天的台湾海峡，比起春夏都来得波涛汹涌。“中鼎号”航行期间天气恶劣，船晃得厉害。这些押送国宝的生于内陆的人，大多晕船严重，常“吐到没东西可吐”。船上还有桂永清托人带上的大狗。狗同样不习惯坐船，不断吠叫。每到夜晚，海风呼啸，海浪轰鸣、大狗狂吠、木箱撞击，声声交织，让人倍感凄惶。如此，漂泊了四天五夜后，“中鼎号”抵达基隆港。
上岸后，庄严开始奔走寻找保管文物的场地，他找到铁路局，借到位于现在台湾国际机场附近桃园县杨梅的一座仓库，作为文物暂时中转地。庄灵随父母兄长搬到杨梅，在仓库随文物呆了十天左右。台湾的冬天，早晚同样寒冷难耐。庄灵记得，一早，全家不得不烧炭让仓库的空气变暖，吃饭则靠美军补给的罐头。在当年的他看来，猪肉罐头乃“从没吃过的美味”。
因为杨梅仓库很小，之后，庄灵一家随国宝转到台中糖厂仓库，第一批来台文物暂时安顿下来。
1948年底，第二批迁台文物被挑选出来。对于这批国宝，杭立武他们本打算也用军舰运送，但由于国民党军队战况恶化，海军无法调度军舰，因此他们只好借用商船“海沪轮”。
1949年1月3日，“海沪轮”驶进南京下关港口，4日开始搬运文物。这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共三千五百零二箱，包括故宫文物一千六百八十箱，其中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
野岛刚也曾与搭乘第二班船来台的一位护宝人见过面，那就是少数见证了故宫搬迁历史，且仍旧在世的故宫职员高仁俊。2009年野岛刚采访他时，老人已退休，但几乎每星期都会到台北故宫，和以前的同事一起抽烟聊天，这就是一辈子与故宫相伴的人的晚年写照。
高仁俊说，到台湾十年后，仍没想过下半辈子会在台湾过。“所有的故宫职员都相信，总会和文物一起回到大陆。但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想也没意义……虽然如此，保护文物、保存中国文化，这份工作真的很有意义。”但高仁俊也会笑着和野岛刚说，“比较遗憾的就是薪水太少”。
第三批迁台文物搬迁计划在1949年1月下旬进行，但下关港的码头工人一度以农历年休假为由，不愿搬运文物。在支付特别津贴后，码头工人才同意行动。这次的船是桂永清派出的军舰“昆仑号”，然而，当海军总部官兵和家属们听到有船去台湾后，纷纷蜂拥而至港口，两个船舱很快便被占了一个。
杭立武再次求助桂永清，但整舱男女老少见桂永清上船便放声大哭。面对老部下及他们的眷属，这位海军总司令再也说不出“希望以国宝为重”。最后，他下令“昆仑号”打开官兵卧舱，尽量容纳下所有人，文物则分别送到甲板、餐厅和医务室。由于临时容纳了太多人，原本要运送的文物只装上了一千二百四十四箱，包括故宫博物院九百七十二箱。
“昆仑号”超载严重，航行中多次遇到解放军炮火，刚过长江口，突然有人发现船在往北开，朝北是去解放区的方向。副舰长找到舰长禇廉方。禇承认他想要起义，带着文物投奔共产党。此后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已无从得知。禇廉方最终起义失败，“昆仑号”历时二十天到达基隆港。
第三批文物运出后，杭立武开始准备抢运第四批。然而当时国共开始新一轮和谈，为避免影响和谈气氛，李宗仁阻止了杭立武的行动。
在抢运南京文物的同时，杭立武和行政院也没有忘记留在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精品。杭立武等人曾电报指示时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飞往南京，同时要求他从还留在北京的文物中选出珍品，空运到南京，之后再转送台湾。
然而，此时的马衡已经做出了与杭立武等人相反的选择——不去台湾，留在大陆。
于是，收到杭立武电报后，马衡虽做好珍品目录呈送南京行政院，却嘱故宫员工文物打包时，保证“安全第一”，“不要求快，记住！不要求快”。
另外，当得知是自己的学生庄严，护送第一批国宝迁台后，马衡写了一封信给他，劝告“不要接下这个工作，不然我就跟你绝交！”而庄严则拒绝了老师的要求，师生二人就此缘尽。
1948年底，北京战况惨烈，马衡下令把故宫所有对外联系的门全部封闭，自此，所有故宫珍宝再无可能外流。此后，他致函杭立武，以身体欠佳为由，推脱去南京之事。
新中国成立后到1954年间，马衡一直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1955年过世。
而分三次海运到台湾的故宫文物共计两千九百七十二箱，包括陶瓷器及书画共一千四百三十四箱、图书一千三百三十四箱、宫中文书档案两百零四箱。
除以上三次海运外，还有其他文物先后运往台湾。比如，河南博物馆转移到重庆的69箱文物，有38箱精品通过军用运输机运往台湾。据悉，河南博物馆的藏品多来自殷商时期繁华胜地安阳、新郑一带，其价值之高，不亚于故宫。
在文物迁台过程中，还有一段轶事。
1949年12月9日，成都新津机场。国民党最后一批政府要员即将飞往台湾，其中除杭立武外，还有“行政院长”阎锡山、“政务委员”陈立夫等重要官员。正要起飞时，画家张大千飞奔赶到机场。
张大千抱着数百张敦煌壁画，希望将其运往台湾，当作重要文物予以保存。飞机已满载，已没有空间存放张大千的画。但张大千态度坚决，杭立武决定舍下自己的三件大行李箱，但向张大千提出条件：这些画到台湾后要捐给政府。
张大千允诺，并在名片上立下字据作为约定。杭立武用三件行李箱换来带到台湾的敦煌壁画，现收藏于台北故宫。
迁台文物在到达台湾后又同样几经辗转，先是从台中糖厂仓库迁往雾峰北沟仓库，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建成后，存于北沟的文物转运此处，从此结束了长达32年的颠沛流离。但它们和当年押宝到台的故宫专家一样，最终也没能回到故土。
曾有人问庄灵，一生护宝的父亲生前可有后悔。“后悔？没有吧，我没听他说过。”或许可以说，故宫国宝在颠沛流离中，见证了整个中华民族大江大海的历史。只是，像庄严这样的护宝人大多心思单纯，他们不过是想在战乱中把国宝保存下来，传之后代，并将古物最终送归北平。
庄严生前，面对台北故宫的“轮奂大厦”时曾感慨，“昔日蒙尘逃难存置岩洞与荒祠古庙的景象，既经过去，谁还记得四十年前，一些人，急急慌慌，辛辛苦苦，在满目尘埃、斜阳蓑草冷宫偏殿中，一件件一包包，包装捆扎的艰苦巨任呢？如今这一辈的旧人，渐渐都不外走向老、退、走、亡的四种归宿。”
1980年，庄严因肠癌在台北逝世，弥留之际，他最后说的两个字是：北平。
（本文参考：野岛刚《两个故宫的离合》、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刘北汜《故宫沧桑》、周兵《台北故宫》、王凡《文华世家:吴祖光和他背后的五百年吴氏家族》）
（链接）
台北故宫设计不为人知往事
台湾建筑界曾流传一句话：“如果王大闳肯弯一弯腰，台湾至少一半的建筑师会没饭吃。”
台湾建筑师王大闳广为人知的代表作是台北中山纪念馆，而他“不肯弯腰”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设计案。
当年，台湾在“行政院”下设立故宫管理委员会，以竞标方式征集台北故宫设计，委员会指定王大闳等五位建筑师参与竞赛。王大闳的方案被审查委员会认为最为优秀。他的方案整体外观是玻璃帷幕，建筑造型柔和，开放式入口，融合周围的自然森林环境，体现的是一种无国籍的现代建筑概念，接近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虽然委员会决定采用王大闳的设计，但蒋介石认为“过于缺乏中华元素”。
王大闳被要求修正设计稿，但他用沉默表示抗议。而王大闳设计被叫停后，评委会中的老建筑师黄宝瑜拿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与王大闳的设计截然不同——中国宫殿形式，体现着中华、权威、神秘，服从等。
据说，蒋介石一看到这个方案就很喜欢，说：“这个好。”于是，台北故宫也就有了现在的样子。
《小康》2015年10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