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失陷之后，国民政府中央机关迁至武汉，武汉成为临时首都，“不是首都的首都”，各文艺界人士也迁至武汉。石门峰纪念馆藏有 24 份
1938 年汉口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包括著名作家茅盾、丁玲、老舍、田汉、洪深等。
武汉抗战时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出现了抗日救亡共御外侮的局面。中共在抗日烽火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
2014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历史，武汉抗战时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出现了抗日救亡共御外侮的局面。长江局、三厅的成立，《新华日报》的创刊，新四军五师开辟鄂南等等，这些与湖北、武汉紧密相关的重大史实，彰显着中共在抗日烽火中的武汉时期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抗日烽火中的“长江局”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为了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继续推动国民党的改革和进步。不久，两个组织合并，对内称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
“中共中央长江局是延安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主要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特别是领导新四军抗战和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进行交涉和合作。长江局的办公地址设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张晓辉教授说。
12月23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正式成立，从这以后到它正式撤销（正式撤销实际上是1938年1月——整理者注）整整一年时间。期间，长江局所辖十几个省都建立了省工委。由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等7人组成，负责管辖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并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工作。
不到一年时间内，在长江局的努力下，国共两党高层谈判连续举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南方各省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建立，新四军改编及东进抗日任务圆满完成，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掀起高潮。长江局不仅为武汉抗战新局面的开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且为以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对后来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8 年 8 月 28 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期刊
周恩来与第三厅
抗战初期，国共再度合作。国内外一些舆论界人士怀着喜悦的心情，把这喻之为国共的“蜜月时期”，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成立，则可以说是这一“蜜月时期”的高潮阶段。“第三厅既是国共两党携手合作振兴军队政治工作的产物，又是文化人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象征。武汉时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黄金时期。”张晓辉教授解读说。
第三厅在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及该厅厅长郭沫若领导下，广泛团结了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爱国和有识之士，“以笔杆代枪杆”，为抗战救亡而呼喊，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里最活跃和最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每当人们提及第三厅，“就对它产生了一种特殊亲切的感情和为之奋发的斗志”。
南京沦陷后，日军主力逼近徐州，并伺机夺取武汉。政治部为了增强人们抗战的决心，决定邀请全国文艺界、电影界、戏剧界、各抗敌协会、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中国分会、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中国妇女慰劳总会等30余个团体组成筹备会委员，共同举办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在抗战宣传周里，第三厅领导所有歌咏团体在武汉主要街道上游行，沿途进行大合唱及化装歌咏等表演，组织爱国画家们采用大布画与木版画街头做抗日宣传等活动，群众抗日情绪高涨。
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对此生动描写：“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别是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
而1938年7月7日，第三厅在武汉三镇组织开展的群众性“七七”献金活动，短短五天内，参加献金的达五十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一百万元。《新华日报》报道说，这次武汉三镇的轰轰烈烈的献金运动，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表现了我全国同胞的忠勇及拥护政府长期抗战的伟大力量”。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徐行撰文《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谈到，“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三厅在抗日爱国宣传、启发民众觉悟、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宣传高潮，而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同时也使第三厅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新华日报》在武汉
“一张报纸顶一颗炮弹”，这是朱德总司令当年对《新华日报》华北版的高度评价。而诞生于抗日烽火中，在武汉创刊的《新华日报》，成绩同样瞩目。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1937年在南京筹办，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创刊，同年10月25日在武汉出版最后一期。创刊号的一版头条发刊词道出宗旨：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为创办《新华日报》提供了根本条件。1937年，毛泽东、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提出在国统区“要建立一个日报”。12月21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会见蒋介石时，周恩来重提中共在国统区出版日报问题， 获得蒋介石同意。12月23日，长江局会议通过以陈绍禹为主席的党报委员会组成名单。委员由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伟、潘梓年五人组成。报社设立董事会，由长江局直接领导，成员是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6人。后又决定潘梓年任社长，华岗任总编辑，熊瑾耳任总经理，章汉夫任编辑部主任。1938年1月11日，筹办多时的《新华日报》在汉口正式创刊。
《新华日报》正式创刊后，报社迁至汉口符西一路的大陆里。由于《新华日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很快成了战时首都最受欢迎的报纸。创刊之初每天的销量就达2万份。4月以后达到5万份。总数不仅远远超过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和《时事新报》等，而且也超过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大公报》。
当日寇沿长江而上的正面进攻，发展到进攻武汉以后，《新华日报》即在长江局的指示下作了两种准备，一方面派出同志另辟新阵地；一方面留下一批同志坚持工作。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新华日报》在武汉出版最后一期。同日，同一期号、不同内容的《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
“《新华日报》在宣传报道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光明磊落的态度，积极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英勇抗击日军的战绩，同时也如实反映了国民党爱国将士在正面战场的抗战事迹，如台儿庄战役、徐州战役、武汉外围战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经常为《新华日报》撰稿；登载国民党高级领导人的抗日言论。《新华日报》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情况，向人民群众宣传中共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路线，反对片面抗战和投降倒退。”张晓辉教授说。
八路军臂章
新四军第五师开辟鄂南根据地
近日，由武汉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文化局、长江日报联合主办的“寻找我身边的抗战遗迹暨博物馆见学之旅”活动举行。其中有一站是来到“武汉抗战第一村”姚家山村探访。
“新四军第五师司政机关、鄂豫边区党委旧址”、“李先念、陈少敏故居”、“被服厂”，这些旧址印记着姚家山的辉煌历史。而它们与新四军第五师，这支在鄂豫边敌后成长、壮大起来的英雄的人民军队更是有着不解之缘。
1940年，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前身）进驻姚家山，与前期到达姚家山地区的边区党委负责人陈少敏会合，开始在姚家山开辟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红色堡垒。在这块红色堡垒的外围——鄂南地区，则是武汉会战和日军进攻长沙时中、日两军正面交战的主战场，是鄂南沦陷后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主力和鄂南地方抗日武装跳跃长江南北作战歼敌的根据地。
鄂南处在华中特大城市——武汉的南部前沿，而武汉地处长江与汉水交汇处，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这块土地上，李先念师长及其所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派出的十四旅主力，多次跨过长江天堑，直插鄂南腹地，抗击日军侵略，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开辟了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0年，枣宜会战，日军攻占宜昌，并以宜昌为基地，不断向重庆等地实施战略轰炸。值此紧要关头，刚诞生不久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挥师西进，于6月下旬一举攻击了伪军据守的鄂中交通枢纽平坝镇，继而在七八月间连续开辟了京山南山、襄西和天（门）西敌后战场，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火烧到了敌军的后方。
何应钦曾这样评价：“东南的各方游击队，对突入宜昌之敌，时时予以打击，不但使宜昌之敌在侧背上感受最大威胁，而且使宜昌之敌陷入进退维谷之境。”
据《国共两党抗战战绩比较》，截至1943年6月，日军在华中有14个半师团、24万人，新四军抗击了47%。新四军第五师共抗击了日军3个半以上的师团，共约6万人，分别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10%，占全国解放区战场抗击日军总数的17%，占日军在华中兵力的25%，占武汉地区日军的48%。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新四军第五师在华中、在全国解放区战场、在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小康》2015年08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