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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非首都功能，对北京至少将有两方面的战略性影响：一，经济结构被倒逼着向高精尖发展；二，城市发展由一个摊大饼的时代进入市郊化的时代。
杨开忠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强调的重中之重就是纾解非首都功能。其实，在我看来，一个城市、一个区域的发展实际上是两种力量对决的一个平衡，一种是集中的力量，另一种是分散的力量。过去，北京集中的力量远远大于分散的力量，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我更觉得这一次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就是要加大、加强分散的力量。
怎么加大加强，基本共识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对于这点，我也非常赞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实施一定要完善市场机制，这有利于矫正已经扭曲的市场机制。
不过，有一点需要大家明白，即使我们的市场机制完全确立了，要想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北京的城市病，疏解北京非首度功能，这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全世界的经验都表明，在一定的空间尺度下，市场的力量总是倾向于聚集。
因此，我认为，这一次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关键在政府带领，政府在坚持首都核心功能的前提下，要尽最大限度地、有步骤地调整政府机构自身的区位，以及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区位。
我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到如今，人们能够看到的最大变化就是政府正在调整它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区位，包括交通、医疗、卫生等等。当然，还应该包括政府自身的机构。
如今的城市已经不是原来的规模等级体系，而更多的是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网络体系。在这样的网络城市体系下，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关键在于专业化的功能以及城市缓解的瓶颈。所以我的主张是，在政府带头的过程中，至少可以考虑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尝试三件东西：第一，北京可以建一个行政新城；第二，国家可以集中将一些可迁移的、不影响首都核心功能的中央政府的机构以及事业单位聚在一起，建一个国家行政中心；第三，把北京的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集中起来建一个国家科教新城。
规划已经发布，现在我们要关心另一个问题，即有序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或者非首都功能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站在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的说法，如果是站在北京的角度，我认为，可能更具根本性、战略性的影响主要是两大方面。
一个是北京的经济结构被倒逼着往高精尖方向转型，未来北京应该重点发展三大经济，即世界级的总部经济功能，“卖”思想、“卖”精神的“精神”经济，非一般创造的尖端技术经济。
另一个大的影响是，北京城市的发展将会发生阶段性变化。北京的城市发展只有两个过程，一是中心城摊大饼，二是郊区的城市化，而不是城市郊区化，北京城市郊区人口的增加，80%是外地人，不是中心城区过去的。
现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会改变这样的格局，使北京从一个摊大饼的时代真正进入郊区市郊化的时代。郊区城市化人口会大幅度增加，估计应该有几百万人口的增加。
不过，北京的市郊化过程中，有几个问题特别值得提出来讨论：一是北京由一个摊大饼的时代进入市郊化的时代，将会出现几个城市副中心？根据国际上大都市的发展规律，北京未来郊区的城市副中心，或者副中心，决不仅仅只有通州，我相信在六环，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副中心，比如说昌平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科教副中心。二是北京要把人口、住宅、商业、办公等市郊化统筹好，努力实现一个资源平衡，只有这样，市郊化才会给我们带来美好的都市生活，否则我们的交通将会越来越难。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小康•财智》2015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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