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严幼韵（1905－），复旦大学第一届女生，上海总商会第一任会长严信厚孙女，上海滩有名美女，早年以“84小姐”（汽车牌照84号）闻名大上海。1929年她与年轻外交官杨光泩结婚，婚后不久陪同丈夫赴欧洲任职。在丈夫惨遭日军杀害的日子里，严幼韵带领其他遇难官员的遗孀和孩子数十人，顽强自救，一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严幼韵携三个女儿到美国，不久进入联合国工作。1959年她与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结婚，以爱和乐观以及生活永远感恩的态度，不断为亲友营造幸福。
她是旧上海富家大小姐，也是第一个将小轿车开进校园的“复旦女神”；她是战乱时期的外交官夫人，也是“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的晚年伴侣；她是联合国首批女外交官，也是子孙满堂最受敬重的老奶奶。严幼韵的一生，跨越一个多世纪。110岁的她，已然是整个近现代史见证人
严幼韵至今记得，自己十几岁时曾让人看过手相，对方预言，她会过着四处游历的精彩生活，而且“总是和穿着正装、头戴高帽的大人物在一起”。
回头来看，对方的话，逐一成真。
1905年出生，如今已届110岁的严幼韵，一生跨越一个多世纪。作为著名沪上名媛的她，曾是复旦大学首届女生，年轻貌美之年与青年外交官杨光泩喜结连理。“二战”期间，作为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的杨光泩因拒绝与日军合作惨遭杀害，严幼韵自此独自抚养三个女儿。战后，她以一己之力带女儿到达美国，后成为首批在联合国任职的华人女性。之后，她与“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结合，陪伴、照顾他度过最后的金秋岁月。
亲历了时代巨变、战争创伤，以及一个世纪沉浮沧桑的严幼韵如今生活在纽约，几年前，她和大女儿杨蕾孟开始聊往昔，一聊就是两年。最终，杨蕾孟将母亲的口述整理成书，《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于近日出版。
沪上名媛“84小姐”
杨蕾孟说，和母亲一同著书，让她们共度了很多快乐时光。 “我们最喜欢躺在妈妈的床上进行采访，家中的两只狗也蜷缩在旁边……妈妈不时会记起其他一些细节，我再把它们补充到书稿里。最终我把书稿读给妈妈听，她再进行补充、更正。”
当口述史完成，严幼韵提起笔来，一笔一划在书中序言处写——“每天都是好日子。”
在外人看来，作为出生在上海滩著名官商家族的富家小姐，严幼韵的童年以及少女时代，的确每天都是让人艳羡的好日子。
严幼韵的祖父严信厚是近现代著名实业家，曾为李鸿章幕僚、洋务派干将、上海总商会首任会长，还是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第一任总董。作为独子，严幼韵的父亲严子均继承了严信厚庞大家业。
严幼韵幼时，全家迁居天津，1923年再度迁回上海，只留她一个，在天津中西女中住校读书。但父母常来天津看她，常是女仆、厨子、马车车夫、门房、黄包车夫和其他仆人一同随行。当年，因为家里开着“老九章绸布庄”，所以各种衣料随严幼韵挑选，她几乎每天都换一件最时髦的新衣，同件衣服几乎从不穿第二次。
1925年，严幼韵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回到上海，成为沪江大学第一年招收的女生，因为感觉沪江大学校规太过严厉，1927年她转入复旦大学读大三，成为复旦首届女生。
在当年，能进大学的女生实属凤毛麟角，严幼韵在人群之中更是出众。多年后，复旦大学档案馆原馆长周桂发曾找到了这样的记述：她的同班同学章宗钰说，无法形容严幼韵美在何处，只是“好有一比，萧子雄同学和她寸步不离，一高一矮，一美一丑，例如邱正伦教授的公司理财课，她俩每次必迟到，门声响处，皮鞋答答，大家一定‘向右看’，弄得邱教授讲‘Issue Bond Issue Bond’接着说不下去，足证其魔力之一斑”。
关于功课，严幼韵虽谈不上太过用心，但也自有应付的办法。遇到要交习题或报告，她会电话某位男同学，说借他的习作一看。闻者无不欣然听命，一位周同学整本报告被她拿去交卷后，甚至认为“受宠若惊”。在归还的习作上，她会洒上一些香水致意。
早在天津中西女中读书时，严幼韵便学会开车。即便配有司机，但年轻的严幼韵喜欢自己驾驶，常常是司机坐在旁边，她一路将轿车从位于静安寺的家中开到复旦，而仰慕她的众多男生因为不知她的名字，就按她的汽车牌号称呼她为“84号小姐”。一些男生还故意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上海话“爱的福”。男生们守在校门口，就为一睹“爱的福”芳容。而这一外号也越来越响亮，很快传出复旦校园，红遍上海滩。
很多年后，严幼韵的孩子们才知道母亲当年在上海是怎样的出名。1980年7月，二女儿杨雪兰从美国回上海，姑父带她去看一个朋友。老先生住在弄堂里，破破烂烂的三楼，灯光也很昏暗。天气很热，他穿着背心短裤，拼命扇扇子。姑父介绍说:“这是杨雪兰，严幼韵的女儿。”老人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说:“噢，你就是‘84’的女儿？”杨雪兰点头后，老先生一下子容光焕发，说道：“你母亲当年可是全上海大学生的偶像。当年，我们可是天天站在大学大门口，就为了看‘84’一眼。看到的话会兴奋一天！”
而严幼韵与第一任丈夫、青年外交官杨光泩的结识，也与“84”有关。
《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
“只要嫁给心仪之人，我愿意出去工作养家”
十八岁时，开始有媒人帮忙张罗严幼韵的婚姻问题，而母亲曾和她有过一次严肃谈话。严幼韵告诉母亲，未来的夫婿不仅必须赢得她的爱慕，还必须是她尊敬的人，是否有钱无所谓。母亲喊道：“你的生活如此奢华，怎么能不在乎钱呢？”严幼韵则回答：“只要嫁给自己心仪之人，我愿意出去工作养家。”
和那些整日围绕她身边 “实在太稚嫩”的年轻男性相比，大严幼韵几岁的杨光泩，让她感慨，比她的同学们“成熟得多”，“成就也非他们可比”。
1900年杨光泩出生于一个丝商家庭，16岁时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20岁毕业后留美，获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杨光泩谢绝了华盛顿美利坚大学远东史讲师的聘书回国，受聘于母校清华，担任政治学和国际法教授，并兼北京政府外交部顾问。1928年年初，杨光泩受邀南下，进入南京政府外交部。
杨光泩第一眼见到严幼韵时，她正驾着“84号”经过。杨光泩好奇，一路跟随，发现严幼韵去找的朋友刚好他也熟识，便请朋友在当时上海最时髦的大华饭店安排一场下午茶舞会，以便认识她。随后，他对严幼韵展开热烈追求——不断送花，请她看电影、跳舞。两个同样家世甚好、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随即热恋。
1929年9月8日，严幼韵与杨光泩在初识时跳舞的大华饭店举行婚礼，这也是9个月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的地方。婚礼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主持，千余人出席。
婚后不久，杨光泩出使海外，严幼韵随夫出洋。
如果没有战争，严幼韵或许一生都会按照出生时即已写好的剧情，过着衣食无忧的平顺生活，但战争让剧情突然逆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1938年，杨光泩接受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请派，以公使衔出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为抗战募集捐款，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随夫到达马尼拉。
在募款方面，杨光泩非常成功，为重庆国民政府募集到了1200万比索（约合600万美元）。而他的另一项工作，是帮助华侨获得当地政府保护，因为长久以来，华侨一直遭到菲律宾人厌恶与歧视。1939年1月23日，杨光泩对菲律宾各省省长与各市市长发表演讲：“在中国，很久以来……地方首脑都被称为人民的‘父母官’……每座城市、每个村庄都有我们的人民，他们在那里生活、经商。我是否可以代表他们——在这个和平、繁荣的岛国的数十万华侨——请问，你们是否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爱自己的人民如子女一样？……”
杨光泩对华侨的保护，不仅限于对当地政府喊话。严幼韵记得，有一次，一家华人市场的商户不断遭到菲律宾人袭击和打砸。“光泩允许这些华侨进行为期三天的罢工。第三天市场上已经没有食物供应，菲律宾人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需要华侨，于是争斗平息了。”
当年，杨光泩的足迹遍布整个菲律宾，他的活力、冲劲与魅力很快赢得了华侨的仰慕与忠诚。
作为杨光泩的妻子，严幼韵也深知自己的责任，因此平生第一次涉足社会活动。她被推选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名誉主席，帮助开拓新渠道为抗战募捐。仅1940到1941年她们汇缴给重庆国民政府的钱款便是以往总和的十倍。另外，她们还为前线制作了一百万个医疗包，并为士兵的冬衣和药品额外募集了23000比索。严幼韵觉得，能为祖国抗战尽绵薄之力，让她感到快乐。
但战争阴霾下，快乐亦无法持久。
1941年12月8日,日本轰炸珍珠港,向美国正式宣战。第二天，日本开始轰炸马尼拉，有时甚至一天空袭两三次。面对危机，杨光泩召集领事馆官员继续工作。他则销毁了重要文件，包括向重庆国民政府捐助1200万比索支援抗战的海外华人的名单。另外，当年有一大批在美国印制的法币，在运回国内途中滞留在菲律宾总领事馆，杨光泩担心它们被日本人侵占，下令烧毁。
种种举动，无疑都激怒了日本人，而这也成为日后日本人罔顾国际法，将杨逮捕杀害的导火索。
12月24日，马尼拉宣布成为“开放城市”，希望通过保证不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避免更大的破坏，但是日军的轰炸并没有停止。当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准备撤离马尼拉时，曾邀杨光泩携家人一同离开，后者却婉言谢绝，表示留下保护华侨社区是他的职责。
随后，在菲的外交人员全部迁往相对安全的马尼拉宾馆。1942年1月4日，对严幼韵一家，无异于噩梦般的日子。当天早上，全家正用早餐，进来3个日本宪兵，他们对杨光泩说:“你被捕了。”而杨光泩好像早有准备，他很镇静地回到房间，带上早已收拾好的箱子，跟着他们出门。
和杨光泩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七位领事官员。最初，严幼韵还能带着孩子去探望丈夫，直到有一天，杨光泩和被捕人员突然全部消失。
“整个战争时期都不断有传闻说有人在这个或者那个地方见过他们，但事实上他们已经牺牲。”严幼韵说，自己直到抗战胜利，才知道这个噩耗。
多年后，她收到一份丈夫被捕后情况的详细描述。据悉，最初杨光泩和其他领事官员都得到了人道待遇，因为日本人想知道他们募得的华侨捐款的下落。但当得知捐款已汇往中国，且大量法币已被烧毁后，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威胁杨光泩，要求其在三个月内为日方募集相当于华侨1937至1941年给重庆国民政府捐款1200万比索的双倍款项，否则冻结、没收所有华侨财产。杨光泩拒绝合作。4月17日，他和其他被捕领事官员被秘密枪决，而日本人深知此种行径违反国际公法，对此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抗战结束后，1947年7月7日，国民政府派专机到菲律宾，专门将杨光泩等8位外交官的遗骸运回南京。当年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这天，他们被一同安葬在南京菊花台，并将菊花台改名为“忠烈公园”；而在马尼拉，至今还有华侨集资筹建的“杨光泩总领事暨殉职馆员纪念碑”。
失去丈夫的严幼韵，再不是那个驾着“84号”驶在生活坦途上的无忧女子。多年前，她对母亲说的那句——“只要嫁给自己心仪之人，我愿意出去工作养家”，一语成谶。
杨光泩被捕后，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从马尼拉宾馆搬回原来的老房子，而丈夫的“消失”，也让外交官的太太们自动聚拢到严幼韵那里。于是，这栋有三个卧室的屋子，成了外交官家属共同的家园。作为总领事夫人，严幼韵觉得自己有责任照料其他七位外交官的妻儿。于是，家里的花园被她改成菜地，她带着自己的“大家庭”种菜，养鸡、养鸭，还学会自制酱油、肥皂。由于没有收入，她不停变卖物品，或是通过远程物物交换从国内家中拿到钱，维持“一家人”生计。
几十口人生活在一起，难免各种矛盾磕碰。太太们相互拌嘴，仆人们亦如此。严幼韵记得，有两个厨师关系一直不好，他们不止一次在后院挥舞着菜刀大打出手。每到这时，“大总管”严幼韵都要充当和平使者。而带着这个“大家庭”几次搬家、找房子，也都是她一手张罗。
在人前，严幼韵始终表现镇定。她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因为家中的其他女人、孩子已经因为生活的巨变而惊恐不安。”但到晚上，她便脱去了伪装——“在临街的卧室里，每当听到汽车慢慢驶过前门我就会紧张，听到士兵的靴子踢在石板路上的声音就会畏缩。”
但严幼韵从不把自己的不安传递给别人，相反，她带给他人的，总是踏实与稳定感。杨雪兰记得，当年母亲始终保持乐观心态，偶尔还会坐到钢琴前弹上一曲。除了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母亲也尽自己最大力量保护着她们姐妹三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女性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而我们三姐妹每人都有个自制的布袋子，里面装着饼干、水和一些衣物，以便可以随时带着逃难。”有一天，母亲带着她们连续3天躲在一个防空洞里，既怕被溃败的日本人发现，也躲避着刚刚占领菲律宾的美国兵。“母亲以前没有任何一点这方面经验，但她很快适应这样的生活，从来不去抱怨什么。”杨雪兰说。
最终，严幼韵带领着她的“大家庭”挺过了战乱。多年后，她感慨：“回顾那段岁月，我觉得我们非常勇敢……尽管丈夫生死未卜、日夜为孩子们忧心且前路茫茫，我们依然勇往直前。”
盛大婚礼 1929年9月8日，严幼韵与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兼外交部顾问的杨光泩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了婚礼。婚礼非常豪华，由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主持。
“维钧爱慕幼韵”
战后，严幼韵带女儿坐船来到美国。身处异国他乡，首先要解决生计问题。严幼韵听朋友讲，正在筹建的联合国，“礼宾官”一职正有空缺，于是打电话给时任托管及非自治领土情报部助理秘书长胡世泽寻求帮助。后者开她玩笑，说她不可能每天9点准时上班，即便如此，胡世泽仍极力帮忙。
最终，严幼韵顺利进入礼宾司。她的工作从接待到任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到接待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元首，涉及联合国所有官方礼仪事宜。严幼韵说，自己很享受在联合国工作的十三年半，另外，她一直记得胡世泽那个善意的玩笑，不过她可以很骄傲地说，自己从没迟到过。
按照女儿们的说法，姐妹三人之所以能够读书成才，全因母亲工作扶持这个家。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女儿都很出色。长女杨蕾孟是资深编辑，是美国出版界为数不多的华裔成功女性。次女杨雪兰是有成就的企业家，上世纪末她出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为通用汽车在上海投资生产别克汽车牵线搭桥。后又担任美国百人会文化协会总裁，致力于推进中西文化间的交流。幼女杨茜恩早年致力于房产开发，卓有成绩，后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可惜因病较早去世。
除了获得热爱的工作，来到美国后的严幼韵，生活也逐渐回归正常，她的家成了众多好友常常光顾的社交中心。长女杨蕾孟说，过去她常笑母亲打麻将频繁，母亲却说，她并不是酷爱打麻将，而是为朋友们提供一个团聚交往的机会。宋子文长女宋琼颐则回忆，“大家都仰慕幼韵阿姨，除了她开朗爽快外，还因为她完成任务——比如驾车——的坚定决心。”在宋琼颐的描述中，严幼韵宛如还是那个喜欢驾驶的“84号”——“几年前我们有幸乘坐幼韵阿姨的车子……有一阵她简直像是INDY500赛事中的疯狂赛车手。为了躲避原本支撑第三大道高架铁路线的钢柱，车被剐蹭了几次。但是幼韵阿姨把我们安全送到了目的地，只不过大家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
严幼韵则坚持认为自己是个好司机。那时她开着漂亮的奥斯莫比尔四处跑——早晨上班，晚些时候参加午餐会、鸡尾酒会。“有一次我粗心地把手提包放在后备厢上，到达目的地时它还在上边，足以证明我开车多么谨慎。”
1959年，严幼韵从联合国退休。同年，她与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结婚。
生于1888年的顾维钧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严幼韵与他早年便相识。在天津中西女中读书时，严幼韵的朋友圈就与时任外交部长的顾维钧产生过交集，而1932年新婚不久的她陪杨光泩去往巴黎时，被正式介绍给刚刚任命为法国公使的顾维钧。按照女儿杨雪兰的说法，“顾先生是父亲以前的上司，那时的位置也很高。父亲以前还向他写信请教过一些问题，我们全家到美国来，也是顾先生的帮助。”
据杨雪兰回忆，顾维钧本是很严肃的人，但和活泼的严家人呆久了，“严肃顾先生”也被“改造”过来。比如，他会像孩子一样喜欢过生日Party。比如，他会忍不住“童心大发”，72岁那年，拉严幼韵一起和孩子们滑雪。而在杨蕾孟印象中，叔叔顾维钧还曾为成功骗过一拨拦路抢劫者感觉特别开心。
甘心被“改造”，缘于顾维钧与严幼韵老来相伴的深厚感情。顾维钧有诗写给爱妻：“夜夜深情思爱人，朝朝无缄独自闷。千种缘由莫能解，万里聊航一日程。”而严幼韵的桌上，一直摆着一对玻璃小猪，上面的纸条是顾维钧亲手写了贴在上面：“W admiring J”（维钧爱慕幼韵）。而在管家小女儿丽莎的回忆中，“公公有一次出去的时间太长，回来的时候婆婆都生气了，因为大家都很担心。原来他沿着第五大道去了蒂凡尼（来回大约6公里），给奶奶买了一个漂亮的蜜蜂型首饰。”
晚年的严幼韵以照顾顾维钧为最大幸福。她知道他有晚睡晚起的习惯，于是每天凌晨3点一定起床，为他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并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顾维钧最终能用17年时间完成自己13卷、600万字的口述史《顾维钧回忆录》，与严幼韵的精心照顾密不可分。
1985年11月14日，晚上10点左右，顾维钧问严幼韵：“这周有什么活动?”之后去洗澡时，以98岁的高龄无疾而终。
如今的严幼韵，仍旧住在纽约她和顾维钧曾经生活的公寓里。2003年，98岁的她被诊断出大肠癌。接受手术5天后，她回家休养。几个月后，她又穿上了一袭白色绣花旗袍，蹬上了金色高跟鞋，化上浓妆，与为她手术的外科医生一起在98岁寿宴上跳舞。按照杨蕾孟的说法，这是母亲的典型作风，“从不为过去的事介怀”。
而杨雪兰则说，母亲最常说的一句，就是“事情本来有可能更糟呢”。比如，严幼韵当年随杨光泩初到菲律宾时，所有值钱饰物都被盗贼一抢而空，她却说，自己不过是丢失了财物，其他重要的东西都毫发无损——生命、健康和家庭。
杨雪兰另外还记得，母亲年老后一直想保留自己的牙齿，不戴假牙，结果有一次从医院检查回来，出租车快到家时出了事故，把老人的牙撞掉了。女儿们很沮丧，严幼韵却反过来安慰：“我可幸运啦，要知道出租车本来可能会出更糟的事故。”
如今再来看，严幼韵在传记序言中写下的那句——“每天都是好日子”，便不是简单的仅与优越物质条件有关。所有的“好”，都是从她的豁达中生发出来。就像她在序言中总结的长寿秘诀：不锻炼、不吃补药、最爱吃肥肉、不纠结往事、永远朝前看。而配文照片中，109岁生日宴上的严幼韵身着合体旗袍、戴着精致耳环、涂着红色指甲、手拿酒杯，百年的岁月磨砺似乎没有伤到她分毫，她依然还是那个惊艳了上海滩的“84号”。
《小康》2015年07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