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之父穆罕默德·尤努斯成为世界金融业发展里程碑式人物。
自尤努斯创立小贷理论和格莱珉模式以来，小额贷款在金融业中已经有一席之地，还在继续成长之中。
全球居住在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占绝对多数，在诸多脱贫致富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小额信贷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一个。
1979年孟加拉国诞生了最早的小贷机构——孟加拉农业银行格莱珉（Grameen）试验分行，Grameen意即“乡村”，顾名思义主要是针对贫困人口和贫困程度最集中和最高的农村而设立。
格莱珉由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主导设立，在尤努斯的理论中倡导一种能够给穷人脱离贫困的“第一笔钱”的普惠式金融体系，有别于嫌贫爱富的传统金融。
成功与尴尬
1982年，孟加拉国国会正式通过法案《1983年特别格莱珉银行法令》，格莱珉正式成为孟加拉国的独立商业银行，专门从事向穷人发放小额贷款业务。2006年尤努斯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格莱珉的服务风格是颠覆性的，没有富丽堂皇或者考究的营业部，而是由格莱珉的职员主动到乡村寻访客户，因为当地很多农村穷人不识字，借贷者很可能是文盲，所以格莱珉的借贷不需要签合同。格莱珉的利息计算也有倾斜性，只计单利，收取固定年化利息20%，而孟加拉国的商业贷款一般是计收15%的年化复利。
格莱珉创造了一种特殊的信用结构，必须有5～6人组成的“团结小组”才有贷款资格，小组成员之间相互监督偿还记录，小组成员之间还有连带担保责任。这种建立在社会评价+连带责任基础上的担保体系，曾经给格莱珉带来过可谓辉煌的98%的贷款偿还率，远超普通商业银行，格莱珉模式也因之名声鹊起。
格莱珉模式的成功在众多后发国家引发复制浪潮，比如亚洲的菲律宾、尼泊尔等，据报道全球有50个国家先后复制了格莱珉小贷体系。
自此小额贷款逐步在全球形成风潮，其基本属性是为居住在诸如城市贫民窟、贫困农村等地的低收入人群提供所谓“超低金额”贷款，也许是数百美元、也许是数千美元，为缺乏资金的又不可能从传统金融机构通过抵押等信用审核环节得到贷款者，提供足以开办一个小生意、小企业的最初资本，比如摆卖小商品的摊位，街边小吃点甚至走街串巷的游动小贩，除做小买卖之外亦或是小作坊式的生产企业等等。
小额信贷之父尤努斯先生也关注一个问题：发达国家如美国也有不少准备做小事业、小买卖的赤手空拳者，是不是也需要“第一笔钱”扶持一把，事实上在美国也有这样的机构。
地处硅谷地区的美国圣何塞市有一个社区贷款开发机构LDC。LDC成立于1993年，属非盈利机构，专事对有需要的低收入者发放所谓“超小额贷款”。2006年，也即是小贷之父尤努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任圣何塞LDC主管的是本科毕业于哈佛和MBA毕业于斯坦福的艾瑞克·韦弗（Eric Weaver），在韦弗主持期间，LDC每年发放200笔小额贷款，成为硅谷地区规模最大的小贷机构，且还款率良好。
在美国特别是在硅谷，LDC这样的小贷机构有些尴尬，因为LDC是赔钱的，LDC的运作成本所需有赖于传统捐款。而赔钱的买卖在硅谷是不受欢迎的。有分析指出，硅谷慈善家们的认同是：带有慈善性质的项目如果不能靠运作盈利，自身无法生存和发展（对比众多的慈善基金），这样的项目无异于“施舍”，遑论帮助别人脱贫致富。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LDC缘何不能盈利？LDC能不能做到盈利？韦弗给出的答案是理论上LDC可以盈利，事实上做不到，根源在贷款利息，LDC收取的贷款利息不足以抵消其运营成本。
韦弗的观点是：比尔·盖茨是商业天才，但比尔·盖茨并不指望在其发起的全球健康保健医疗项目中赚到钱，市场化的小贷未必能帮到需要者。
小贷机构在后发国家和美国的不同境遇似乎在昭示：格莱珉模式在后发国家中得以成功复制，不见得也能够在美国可以成功复制，要看国情。
泡沫与危机
对格莱珉小贷进行成功复制而且做得最大的要数印度。
在印度六大城市、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的印度海德拉巴诞生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小贷机构群，海德拉巴往往被外界视为印度经济的风向标。海德拉巴闻名于世的小贷公司计有Basix和Share Microfin Ltd. 、SKS Microfinance Ltd.、Spandana Sphoorty Financial等，这些小贷公司的规模都在全球名列前茅，印度30%左右的小额贷款从这个城市发放。
印度并未百分百地照搬尤努斯模式，印度对小贷机构特质的重大改变之一是将小贷机构变身为与传统金融业机构别无二致的息差逐利工具。原本意在为穷人“送出”第一笔钱的小贷被挖掘出更为强力的盈利模式后，金融泡沫现象也随之而来。印度的实践还反过来影响并改变了小贷发源地孟加拉国的小贷行业，令后者也开始朝逐利化方向演变。
两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可以印证小额贷款行业从非盈利或微利型向高逐利型的蜕变。
一是众多的发达国家私募基金和其他投资机构涌入后发国家（包括印度）的小贷行业，其中包括风投资本和世界银行，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些嗅觉灵敏的商业化金融业者似乎自认在印度或者其他地方的小贷领域找到了新的盈利渠道。
二是印度最大的小贷公司SKS Microfinance Ltd.在股市成功上市，上市就意味着要符合资本市场的基本法则：给投资小贷公司股票的大大小小的股东以尽可能多的回报，理论上回报前景越被看好，股票价格越有升值空间（或炒作空间）。SKS Microfinance Ltd.在印度股市IPO的规模是3.5亿股。
印度版的小贷理所当然要将小贷行业带入逐利新时代，贷款逐利的利器一是利息水平，二是业务数量，这两条在小贷2.0时代都很突出。
印度小额贷款的利率视借贷人所在的区域和偿还风险，一般在25%～100%之间，以正规商业银行利率的基准观察，25%算是中上水平的利率，100%属相当高水平。
有媒体指出，在金融风暴袭击美国初始的2009年前后，印度有些的小贷公司的年度财务收入较之前翻了一番。收入的基础是业务，印度的小贷公司的贷款业务被媒体冠以“泛滥”和“疯狂”等字眼。
从2002年开始，居住在印度贫民窟和乡村的穷人发现在他们周围出现了送上门来的唾手可得的借贷机会，这是传统银行绝对不会光顾的地方，这些人的偿还能力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借贷信用资格，因为他们每月的平均收入仅为9美元（约合现时60元人民币）左右。
但这些动辄超过穷人月收入数倍乃至十倍的贷款往往没有用来做小本生意，而是用于应付各种生活开支，恐怕还有拆东补西、寅吃卯粮的借新债还旧债利息之用。有学者研究过印度、南非和孟加拉国200多户穷人的家庭开支记录，他们发现，低收入家庭使用金融工具的情况相当频繁，包括存款和贷款，小贷的出现有可能令这种情况加剧。
事实上小贷业务也饱含泡沫，基于小贷个例的庞大群体，泡沫化的程度将不可估量。印度小贷如果建立在成千上万个靠不断借贷维系的个体上，泡沫也有吹破的时候。
2010年11月印度小贷危机初现，引爆这场麻烦的是印度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把发生在该地的70多起自杀事件归咎于逝者无法归还利滚利的小贷。政治家和官员们认为高昂的利息压垮了借贷人，劝说人们抵制小贷的“盘剥”，具体方法是停止还款，也称债务违约，官员们甚至还威胁要追究“纠缠”债务人的放贷机构人员的刑责。
安德拉邦政府出台限制令，这些措施有可能造成当地小贷业务陷入停顿，从而引发小贷机构倒闭，虽然有法院判决暂缓在2010年11月执行这些限制令，但小贷机构的债务人有一半以上停止还款。安德拉邦政府规定小贷公司要在政府指定的办事处登记注册，还要限定其还款时间和地点。这些宣传和行动严重影响了安德拉邦的小贷业务，小贷公司抱怨接连几周仅有10%左右的借贷人还款。
这次不大不小的危机导致印度蓬勃的小贷市场迅速降温和萎缩。有学者指出，到2011年初，不到半年时间，危机导致印度小贷业务萎缩了30%，小贷行业从银行融资的来源被截断了70%。
印度小贷危机发生前几个月，小贷之父、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兼掌门人尤努斯就指出：小额贷款的概念已经被滥用，现如今任何一位高利贷者都可以打小贷的旗号。尤努斯还多次说过：小贷变身高利润高增长行业的后果，只能孕育出一批唯利是图者，终将危害穷人的利益。
对发生在印度的小贷危机孟加拉国高度关注，并且出台新措施限制小贷的利率，上限不超过27%，还规定还款时间的宽限期和借贷机构可以收取的最高手续费。此前孟加拉国的小贷利率在20%～40%，少数小贷公司收取50%。
意味深长的是，2011年3月，尤努斯辞去格莱珉银行行长的职位，此时格莱珉银行已经是孟加拉国最大的农业银行。
前路正长
经过印度小贷危机，小额贷款在鼎盛时期的狂热膨胀得以缓解，小贷机构创立者和投资人的心态平和了不少。但是小贷热度的降温并不等于小贷行业的前路被终结，相关的检讨表明，小贷不但有存在的必要，也有发展空间。
人们反思的第一点是小贷的扶贫功能是否被拔高了。菲律宾学者Karlan and Zinman进行过对照组试验，选取获得小额信贷的家庭和为获得小额信贷的家庭，分别统计二者1～2年的家庭财务状况，该试验的策划者分析，利用小额贷款的家庭类似于找到一种家庭财务后备方案，仅用于应对突发之需，与长远的脱贫需求无关。
反思的第二点是又要扶贫又要降低贷款利息成本的好事可能不存在，如果要向扶贫倾斜，政府的财政补贴和强有力的组织管理是离不开的，有专家认为，如果不存在政府财政补贴又维持较低的利率，恐怕90%的类似项目将不会成功。
由此得出第三点，小额贷款可以作为低收入贫困群体发起自我雇佣的小本买卖的支持手段，但指望小贷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大规模的群体就业状态和区域的贫困率并非实事求是的目标，小贷只能是补充性、个案性成功。大面积改善就业和民生还要靠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解决。
发生小贷危机之后，虽然印度小贷业务萎缩了将近三分之一，但更加贴近社会需求的小贷业务已经热络起来，比如为印度城市中占大多数的城市贫民解决住房问题的总部在孟买的微型住房金融公司Micro Housing Finance Corporation（MHFC）的小贷项目。
在MHFC的放贷对象中，有女佣、人力车车夫、理发师、印度教祭师、小贩、小商铺老板等低收入群体，这些人的职业特点是收入多半为现金，缺乏银行账单，住房条件差或者极差（多半住在贫民窟），亟待解决住房或者改善居住条件。
MHFC的商业实践表明，这些有收入但无良好银行记录的人士有还款能力，经过严格审核后的贷款对象信用不错，2012～2014年，MHFC的贷款记录保持在一倍左右的增长，预计下个财务年度还会有1亿美元左右的增长。
MHFC的贷款利率一般在12%～14%，比印度主流房贷的利率高2%左右，MHFC可承诺85%的贷款额，但借贷人大多选择65%（低收入者考虑负担期限和利息支出，积攒到足够的首付才开口借贷），虽然MHFC可提供15年按揭，但这些贫民借贷人自己选择的平均按揭期限为12年。
在MHFC借房贷的群体是不被传统银行业纳入贷款对象的，反过来住房开发商因为这个群体得不到按揭贷款支持就不愿意为他们建造合适的房屋，所以MHFC有时候还要与开发商联手。
在MHFC借贷的贷款人如果因为家庭变故等出现按揭违约危机，将得到相当人性化的安排，MHFC经过评估后，可能给予延期宽限，也可能采取将标的住宅转卖的方式，让借贷人家庭或亲属不会增加偿债负担。
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原本遇冷的小额贷款业，最近开始在澳大利亚这样人均国民收入很高的富国流行起来，而这回小贷公司瞄准的是收入有限但消费超前的80后、90后青年人。
一家叫Nimble的小贷公司就正在进行这样的业务拓展，Nimble在电视上的广告颇为新潮，用一只人扮小兔（比较容易贴近青年人视野的动物）做代言形象，Nimble兔热情地推销一种小贷产品，为手机过度玩网络而导致流量费超支，手头没有足够的钱支付话费的小姑娘解燃眉之急。
三个元素：手机、网络、流量费，都是现代80后、90后时尚生活的标配，这种超支并非家庭大额开支， Nimble的业务是有相当基础的。Nimble小贷主打“灵活”品牌，当年轻人有急需时，Nimble公司可以在一小时内借给需要者1200澳元（约合时下5600元人民币），放在中国，这笔“小贷”不是小数目。如果不看类似小贷的贷款利率，这种拿钱的机会几乎是“天上掉馅饼”。
Nimble公司的小贷收取三部分费用，第一是法律限定的最高利率月息4%，年化利率48%，第二是20%的贷款建立费（1200澳元收取240澳元），第三是到期未还款收取35澳元的拖欠费，再加每日7澳元的罚款。
有澳大利亚人认为，这其实就是合法的高利贷，放贷人与黑帮的区别是不会伤害还不起钱的借款人。这种贷款还有一个别称“发薪日贷款”，意指急于用钱的人高息借钱周转一两周，待发工资后立即归还。
一家名为Cash Train的类似小贷公司的利率更夸张，有媒体认为Cash Train250澳元两周小贷的年化利率比较值（与正常贷款利率比较），高达742%。
由于利滚利，已经有澳大利亚青年人难以承受，形成恶性循环，借新债还旧债。一位女孩自述自己身上背负六轮债务，不得不求助于父母。
2014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乌克兰危机导致美欧的联合经济制裁，油价暴跌导致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出口的俄罗斯外汇收入剧减，今年一季度俄罗斯宣布的GDP增长值是负数。
在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卢布汇率大跌，诸多行业面临制裁和汇率双重压力，不少西方媒体曾经一再预言过俄罗斯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崩溃”，事实上俄罗斯银行的贷款业务也在萎缩。令某些预言者感到意外的是，俄罗斯金融业不但未显“崩溃”之兆，业务还有新的增长点，这个增长点来自小额贷款业务。
数据显示，俄罗斯小额信贷的业务量增长了25%，即便在平时这个增长也是可观的，而且在目前俄罗斯金融业中，数小额信贷的增长最抢眼。现实情况是多数俄罗斯工薪阶级已经在紧缩开支，比如停止旅游、放弃购房计划等大额支出，有人连购买普通家电如电视机也视为比较“奢侈”的开支。但生活必需的吃穿住行的花销是免不了的，在收入增长赶不上支出时，小贷的用处凸显是肯定的。
有分析认为，还有一部分小贷需求来自俄罗斯进口贸易商，由于经济形势不明朗，供应商要求进口商提前支付货款或者现货现款，进口商转向小额贷款业务，寻求比较灵活的短期周转性贷款。
自尤努斯创立小贷理论和格莱珉模式以来，历经30余年发展，小额信贷已经走过初创、狂热、降温等阶段，也从后发国家向发达国家延展，还滋生出不少负面产物，尤努斯理想中的扶贫功能也有所淡化，但小额贷款在金融业中已经有一席之地，还在继续成长之中。
《小康•财智》2015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