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全球的假货交易额有可能超过5000亿美元，比毒品交易的规模还大，严刑峻法并未令假货制贩者们收手，打假的事业仍未有穷期。
尽管实际中假冒商品的范畴相当宽泛，但WTO主要从知识产权保护的点切入。早在WTO及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创立前的一个世纪，假货就在最初萌发现代工业和现代商业的西方社会，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伴生。
20世纪增生
有记载的制假售假样本数不胜数，最初的制假行为就发生在生活消费品领域，有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制假，比如昧心商贩将褐色黏土磨成细粉掺入可可粉，增加“可可粉”的重量；比如将相对便宜的玉米粉掺入纯糖中以纯糖的价格出售这种混合物。
比较奇葩的是茶叶造假。当时市场上很抢手的茶叶成为热门的造假目标，造假者把人们喝茶后废弃的茶渣收集起来（今日的地沟油与此颇异曲同工），晒干后再放在金属片上架火烘烤至深色，假冒未泡过的“茶叶”出售。
英国遭遇的大规模的售假发生在葡萄酒业，黑心酒商在葡萄牙红葡萄酒中勾兑酒精和红色颜料加水的混合液，令真酒的分量大幅膨胀。19世纪仅英国人每年喝下的这种勾兑假酒的数量就超过葡萄牙全国的真葡萄酒产量。
进入20世纪，伴随高科技而来的产业转移进程，造假和售假行为在西方发达世界非但未有绝迹，还有了不少新案例。
有人总结了20世纪全球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的部分重大假货事件。
比如武器系统假货大事件：
1978年，美军装备的两种制导武器，Lance导弹和Chapparral导弹的导航系统中，发现假零件。
1980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该国学生在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扣押66名外交官作为人质，美国卡特政府采取代号“鹰爪行动”的军事救援项目，行动以失败告终，有消息指参加救援的直升机由于使用了假冒零件导致故障，8架参加任务的直升机中3架直升机停飞，1架直升机与运输机相撞。
1987年，美国相关机构在北约进行的调查发现，正在执行任务的北约军用直升飞机中，有600余架安装了假冒零件。
比如航空航天假货大事件：
1976年，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最尖端的航天飞机项目中，在电子线路中发现有假晶体管。
1977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宣布，在大约100架波音737飞机的机舱中查出安装有假冒正规产品的，用于火灾控制的火焰探测器及控制系统，意味着这些用于预防和控制火灾的关键部件有可能毫无用处。
1989年，挪威一架Convair 580飞机在执行挪威-德国飞行任务时坠毁，机上55名人员全部遇难，事后进行的检查发现，该机机尾使用的螺栓是假货。
1997年，美国航空器材供应商加利福利亚White航空公司被揭发并承认售卖假货给政府和飞机制造商，White公司采购40美元一个的低档滚珠轴承，用高档轴承品牌Bell avltatlon的商标替换原先的商标，Bell avltatlon是专用于直升机旋翼的高档轴承品牌，可以卖到200美元一个。
比如医药假货大事件：
1978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发现，市面上销售的医用人工心脏瓣膜中有大量假货，由此采取大规模回收行动，涉及全美266家医院。
1980年，有100万个以上假货避孕药片剂在全球被销售，导致大量避孕行为失败。
198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发现加利福利亚州一家工厂生产假冒的Quaaludes（安眠酮），没收了价值600万美元的假货。
1990年，非洲国家尼日利亚一种假药中掺入了致命的工业溶剂和醋氨酚，导致该国109名儿童患者丧生。
1995年，非洲国家尼日尔爆发脑膜炎，国际社会采取紧急救援行动，通过国际卫生组织向尼日尔提供了6800打（约81000份）脑膜炎疫苗，但疫苗在经尼日利亚时被假货替换，假货疫苗中不含任何有效成分，最终导致3000人患脑膜炎死亡。
1996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调查发现，名为Medril和Valodon的两种止咳糖浆含有一种抗冻剂成分dier-hyleneglycol，这种成分对人体有毒，导致超过30名海地儿童死亡，Medril和Valodon的制造商pharval实验室海地分支认为，这是假货制造者用pharval的旧包装瓶灌入装过含有dier-hyleneglycol的假货，卖给医院和药店。
比如消费品假货大事件：
1990年，英国销售的“蓝色地平线”牌洗衣粉被假冒，假货中使用带有腐蚀性的工业苏打替代洗涤化合物，造成消费者手部被灼伤。
1996年，美国海关揭发了一个韩国假货犯罪组织，抓捕了34名韩国犯罪嫌疑人，海关由此查获了案值2700万美元的假货，这批韩国假货通过美国犯罪组织进入美国市场，假货品类丰富，包括流行配饰、运动服、商品标签等等。
1996年，苏格兰熏鳟鱼业协会发表报告，认为假货熏鳟鱼使该国熏鳟鱼产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假货制造者用北欧挪威鳟鱼或者苏格兰本地非鳟鱼替代苏格兰鳟鱼，用苏格兰特有的格子布包裹，打上苏格兰熏鳟鱼知名品牌May、Glen商标冒充真品，每年假货熏鳟鱼的市场营收额达到5000万英镑。
……
1997年在美国奥兰多召开了“国际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大会”，会上公布的一系列数据大致勾勒出20世纪假货的泛滥图景，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假货贸易的高速突进状况令人震惊。
1990～1995年五年间，全球正规贸易增长幅度为47%，同期的假货贸易增长幅度却为150%，形成倒挂态势。
根据当时的资料，全球假货涉及的产业覆盖几乎所有领域，从普通消费品到高科技产品都难以幸免，航天飞机零部件、电子计算机、卫星探测仪、赛车、食品、化妆品、服装、运动器材、鞋帽、皮革制品、药品等等。假货的主要模仿对象是高价值和热销品牌及热销产品。
20世纪后半叶，法国每年因名牌商品被仿冒造成的损失达50亿法郎。
一位英国国际商会的官员曾经感叹，“假冒商品现象非常严重，远东地区猖獗，英国国内也不能幸免，假冒商品活动往往与黑社会、毒品混杂一路，查处十分困难。”
打假之法
有人把假货称为20世纪工业社会的毒品，由此国际社会与假货的斗争也就视同与毒品的较量。
打假需要法制的武器和法治手段，全球各国在打假法律系统的建立和实施方面则各有不同。
从时间轴考察，世界上制定严厉的打假法律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也就是假货随贸易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框架开始快速膨胀起来的阶段。
WTO之前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有一个《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要求协定的缔约方必须做到一个原则“制假入刑”。协定中有这样的描述：“规定适用的刑事程序和惩罚条例，这些程序和条例至少适用于在商业规模上故意制造假冒商标或侵犯版权的行为。所获得的法律补救措施应包括足以起到威慑作用的监禁和（或）罚款，其处罚程度应与对具有相应严重性的罪行法律补救措施的处罚程度一致。”
囿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和文化社会差异，打假的法律也受到地域差异化的限制，无论在刑事、民事、行政程序方面都需要对差异性进行协调。简而言之，有些行为在A法律管辖区属于制假，在B法律管辖区则不是。
以法律制度被认为相对完善的美国为例，美国是动辄兴讼的社会，有强大而冗繁的法律体系为打假提供诉讼和处罚基础，与打假相关的美国法律有《商标法》、《消费品安全法》、《防伪法》、《知识产权法》等等。
《商标法》是打假的核心法律之一。美国联邦和州都有商标法立法权，联邦有商标法，50个州也有自己的商标法，也即美国的商标法体系是1+50模式。
为强化打假的实际效果，美国在执行层面也有相关法律加以保证。1984年颁布的《美国假冒商标法案》和1994年制定的《对违法罪犯的制裁和执行法律法案》就在此列。
美国法律规定，对假货的生产者、批发者、终端销售者均可定罪，判罚极其严厉，生产经营者可被判罚25万美元以下到10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有前科的累犯罚款金额可高达500万美元，还要加上5年以下的监禁。这种分分钟可令人破产的重罚威力巨大，坐牢也不是什么轻松事情。
美国是老牌法治社会，法律条文规定极为繁细，条文极多，如联邦食品管理法规有400余页，能够驾驭它的只有业内专业人士。美国的律师也乐于在打假领域发挥自己的专长，为消费者打假货维权官司，律师一般可按裁决赔偿金金额抽取25%～30%的佣金。
美国政府为打假设立了一套“全民战争”的体系，一个是1964年由肯尼迪总统推进成立的联邦消费者利益委员会，1967年美国消费者联盟创立，加上州消费者协会共有56个消费者组织，1969年尼克松执政时期再增加到179个消费者机构，从是时起，美国从联邦到州，政府和民间均有消费者保护机构。美国联邦政府的“消费者事务办公室”是最高办事机构，由一名总统特别事务助理负责。美国警察负责打假具体行动，警方对产品的生产、运输、批发、销售诸环节定期或不定期抽查，一旦发现假货，可以直接抓人。
比较“松软”的打假法律可以参考巴西，按巴西《刑事程序法典》，制假嫌疑人在被起诉之前，相关执法者必须得到查封假货样品的指令。假货样品被查封后须交予“专家委员会”鉴定，如果专家鉴定意见获得审判官采纳，应在30日内对制假者进行起诉。起诉之后方可以全面查封涉嫌违法的假货和对被告物业进行搜查。冗长和繁复的程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程序正义避免不当查封，但样品环节等于打草惊蛇，执法者将面对有准备的嫌疑人。
打假法律介于松软和强硬之间者可参考印度，印度的打假法律颁布的相当早，印度1958年的《贸易及商标法》规定，制假者将被监禁两年外加罚款（或者择其中一项惩罚），1993年将监禁提高到三年，罚款提高到100万卢比。但印度法律规定假货诉讼的费用全部由被仿冒的商标持有人承担，由于印度假货案件的所有环节都需要警察配合，商标持有人如何获得警察的支持是一件难事，而印度法院一般只按最轻的处罚标准判罚制假者。
未有穷期
21世纪已经过半，犹如新型毒品一般，肆虐工商业的毒品——假货在不断强化的打击下还在顽固地传播。
2007年，国际商会通过前一年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假货现象进行跟踪观察，涉及1600起相关活动，估计观察到的交易额达16亿美元，其中25%的交易是在街头摊贩、汽车、集市、展销会、旅店、直销店、聚会场所完成的。
国际商会2007年的报告中特别提醒注意一些假货交易活跃的市场地点，大约有400个。其中，被认为是全球假货交易最大的聚集地第一阵营有位于印度的帕里卡集市和缅甸集市，有菲律宾的一个集市，有纽约曼哈顿华人社区的坚尼街，有英国的帕迪集市，有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唐人街，有印度尼西亚的拉图广场购物中心等等。
美国被认为是打假执法力度最强的国家，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假货肆虐的程度至少是一如既往。
有经常到纽约的游客注意到，在代表纽约商业活动繁华程度的时代广场和代表纽约高水平时尚购物的第五街，游走着无数街边小贩，这些小贩可以在白天堂而皇之地活动。
问题在于这些小贩叫卖的商品多数是“名牌”皮具之类，第五街上的PRADA专卖店一只女士皮包标价1000美元（约合6200元人民币），这个价格比北京的PRADA专卖店标价便宜，但第五街小贩的要价经过讨价还价可以40美元立即成交，GUCCI的女士挎包，专卖店标价1500美元（约合9300元人民币），在小贩手里可以20美元拿到，差额巨大，购销两旺。
在美国洛杉矶，喜好追逐所谓“便宜名牌货”的消费者多半都知道一个叫“桑堤巷”的地方，此处可以买到各色各样的假货，在警方多年不断的打击下，桑堤巷的假货公开贩卖情况大为减少，但据一位多年来在此处追踪假货交易的调查人员透露，现在在此处还可以买到假货，只不过变为黄牛用口头广告招徕客户，一旦有人愿意交易，黄牛会将客户带到一处隐蔽的仓库交易。
假货买卖不单肆虐发达国家，后发国家似乎更是假货洪水泛滥的洼地。
伊朗可算是假货交易现象的一个特例。伊朗人口年轻化程度很高，70%的人口在35岁以下，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青年人一样，伊朗青少年对流行全球的时尚品牌也热爱有加，从运动服装鞋类品牌ADIDASI到妇女皮具品牌GUCCI都不乏大量粉丝。而伊朗的人均收入水平比较低，加之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长期的经济制裁，消费得起国际知名品牌真货的群体并不十分庞大。
在伊朗国内的商业区，售卖国际品牌时装用品的店铺比比皆是，但无论是售货员还是消费者都心知肚明，标价比较低卖得比较多的往往是假货。伊朗有消费者坦言，“重要的是买得起，如果买不起100美元一件的T恤，不如花10美元买一件仿冒品。”一位伊朗名品代理认为，一些制假者把原版稍加改动，用低价的材料和粗糙的加工制作赝品再卖出去，正品商家和消费者事实上都遭受了损失。
制假行为也不仅限于在低端制造业发达的后发国家进行，发达国家的造假行为也颇为猖獗。
在英国大多尔比一条乡间小路旁边的绿荫丛中，有一个名称叫莫斯科农场Moscow Farm的庄园，曾经藏有一个专门制造假酒的犯罪团伙，用真的伏特加瓶子，贴上格兰斯Glen’s伏特加的标签，灌入假的伏特加在英国全国的商店销售。调查证明，这种假伏特加酒里面甲醇超标，还混有漂白粉，使假酒的颜色更接近真品，而甲醇可令人中毒致残甚至死亡。
如果认为后发国家的低收入群体和发达国家的低收入群体才会购买假货，也即购买假货的原动力是消费者“囊中羞涩”，恐怕是误判。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与德国品牌协会曾经联合进行一项消费者行为调查，委托第三方调查机构Valid Research对德国、奥地利、荷兰、瑞士的2500位消费者进行调查，超过25%的消费者会“不定期”购买假货，如果只调查年轻人，这个比例更会大幅增加。
在被调查的人中，60%的购假者承认，他们购买假货时并非完全“被骗上当”，有时是在完全知情的前提下有意识地买假，而买假的唯一动机是“追求价格低廉”。有人观察过纽约街头从小贩手中购买廉价“名牌”皮具的人群，不少是衣着时尚的写字楼白领。
日本是公认的品牌意识最强的消费大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也相当高，按一般意义上的判断，假货在日本似乎不该有太大空间。然而，日本政府2014年进行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舆论调查”结果令人跌破眼镜。调查结果表明，有47%的受访者说“购买假冒产品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内阁府认为表示购买假货的人比例“仍然很高”，而且，2014年认为“不应该”购买假货的日本受调查人士占51.9%，是“首次超过50%”，说明购买假货的意识在日本已经存在多年，上一次调查是在1992年，当时选择“不应该”的仅占44.9%。
在网购业日益发达的今天，假货买卖更是利用网络的虚拟性大展拳脚。
网络假货交易的一个重灾区是艺术品买卖，eBay是曾经的世界电商领域的领头羊，在美国eBay上有大量的艺术品拍卖交易。eBay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其专门对付包括假货在内的网购欺诈和相关诉讼的由前联邦探员领衔的法务部门。然而，乔治·华盛顿大学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统计过，在eBay上拍卖的所谓亨利·莫尔的“素描”、“小雕塑”，91%是假货。在eBay上，可以看到900美元一幅的“伦勃朗原作”，也有1250美元一幅的马蒂斯签名的油画，还有450美元一幅的毕加索画作，而这些大师作品在苏富比拍卖行的拍价动辄上千万甚至过亿美元。
一位长期关注全球假货贸易的调查人员估计，每年全球的假货交易额有可能超过5000亿美元，比毒品交易的规模还大，严刑峻法并未令假货制贩者们收手，打假的事业仍未有穷期。
《小康•财智》2015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