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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话是唐朝官话？ 遗憾的是，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幻想，没有一丁点可信的成分。 和现代一样，古代的地区之间也存在语音差别。唐朝时，广东还属于中原人眼中蛮荒地区，韩愈被贬至潮州时绝望到写出了“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诗句。它和其他地区，特别是高大上的中原口音存在着差别。 最能直观说明这些差别的还是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出生于新州(今广东新兴)，他初见五祖弘忍时，弘忍责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猲獠，若为堪作佛？”后来慧能拜别弘忍时也自称：“慧能生在边处，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会自性自度”。其实，慧能本籍为河北范阳，家在岭南不过一两代人的功夫，但是已经“语音不正”，说明至少唐朝人并不觉得岭南人讲话正。 真正地位崇高的语音，一向是中原读书人的口音，尤其是洛阳一带。 东晋永嘉南渡后，士大夫诵读的口音被称之为洛生咏，备受推崇。《颜氏家训》中谈及语音称：“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唐宋时期，洛阳读书人的发音仍然有极高的地位。北宋寇准和丁谓一次谈及语音，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准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谓则说：“不然，四方皆有方言，惟读书人然后为正。”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仍有“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的说法。 但是，即使粤语不是唐朝官话，但相对于北方官话，粤语真实的保留了不少中原旧音。中唐以后，北方陷入长期的战乱和异族统治，汉语由中古汉语转换为近古汉语。唐懿宗时，胡曾有《戏妻族语不正》诗，生动反应了当时的语音变化。此时，偏居一隅的岭南却很少受到北方发生的音变影响，受到高大上的中原知识分子的注意。 宋元明清四朝，北方语音变化愈厉。相对而言，岭南地区更加安定，语言的保守性愈加突出。经济上的发展，更令曾经的蛮荒之地挺起了腰杆。尤其是广州，发展水平逐渐超越了中原地区，岭南人的文化自信逐渐提高，并自视为古中原的继承者。 广州人陈澧在《广州音说》里面就明确指出：“广州方音合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端”。并举例论证：广州话能分阴上阳上阴去阳去，有-m尾，“觥公”、“穷琼”读音不同等，均为佳例(不过广州“九狗”无别，“呼夫”不分等不合古音的方面就被选择性地无视了)。 之后，又写道：“至广中人声音之所以善者，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韵书切语核之而密合如此也。”陈澧可算是粤语为唐朝官话说法的滥觞了。 胡化？ 不过，北方汉语是否真的胡化了呢？ 多数人并不了解真正胡化的语言是什么样子。金元时期曾经流行过一种奇怪的汉语：“汉儿言语”，语序近似蒙古语，语法也受阿尔泰影响，如复数加“每”等特点。 具体来说，元碑中“长生天气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这种现代看来很拗口的句式，即为汉儿言语，但明朝以后基本消亡了。实际上，语音变化本为常态，虽然北方话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可能变得比某些南方方言快了些，但很难将这些变化归咎于胡语影响。如入声在中原的弱化至迟在北宋已经开始，彼时“金元虏语”离得还远呢。 翘舌音被许多人认为是“北方胡化说”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其实，许多南方话也是很晚近才将翘舌音丢掉。 苏州长沙成都南京等地的老派方言都有翘舌音，广州话在一百多年前也是有“翘舌音”。无论韵书《分韵撮要》、早期传教士，还是香港人民地名拼写，均分平翘。 所以，想要无缝的穿越回唐朝，光讲一口流利的粤语是不够的，即便是土生土长广东人，还是需要大量的音韵学知识。 《小康》2015年02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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